谈起收藏不由使我想起世界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内丰富的收藏，这些收藏清晰地记录着每一个民族乃至于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进程，同时又令我想起我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收藏家。他们不仅是收藏家，而且个个都有满腹经纶的大学问。他们收藏非常丰富而且品位高超令人钦佩，同时对所收藏品进行流传有序地考证与研究，费尽毕生精力著书立说，为中国历史文化留下了辉煌。宋代的欧阳修、刘敞、吕大临、赵明诚等人在收藏过程中创立金石学，有《先秦古器图碑》（已佚）、《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书问世。这说明收藏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清晰地告诉我们收藏应重文化。

　　在中国的收藏史上，明代的项元汴（1525-1590）便是位赫赫有名的收藏大家，项元汴博古好雅，研读文史，醉心于翰墨。项元汴厌倦科举，淡于仕途，是一位鄙夷官场的风流人物。朝廷征召他入仕其坚辞不就，而把毕生精力投入到鉴赏与收藏之上，他将鉴赏心得题于书画上或著书立说。有《宣炉博论》、《墨林山人诗集》等著作传世，为我们后人积累了许多鉴藏知识与经验。项元汴工画墨竹、梅花、兰草，颇有逸趣，又精于鉴赏。他不仅喜好收集名人书画及钟鼎彝器、金石遗文，而且好藏书，他收藏非常丰富，为当时越中藏书家之首。其天籁阁所藏古籍善本与金石书画皆精妙绝伦。就书画而论，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72幅绝世书画珍宝中，大多经天籁阁收藏过。海宁徐邦达先生所著《古书画经眼要录》，仅（晋、宋代书法分册）统计，天籁阁旧藏品就有74家129种，这也仅是天籁阁旧藏书画一斑而已。例如被乾隆视为三希之一的《中秋帖》（传为晋王献之所书）、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韩滉的《五牛图》、李唐的《采薇图》、杨无咎的《四梅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王羲之的《兰亭序》（冯承素本）、《远宦帖》、《十七帖》、晋朝索靖唯一的传世墨迹《出师颂》等都被项元汴收藏过。项元汴倾毕生的精力和财力用于收藏古籍善本与历代名人书画，使得大量的古籍善本与历代书画珍品，通过他的天籁阁得以保存，大幅度地减低民间散佚和毁损，项元汴为保存中华珍贵文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项元汴为保存中华珍贵文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史可鉴，然而在文人士大夫为主流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即使他是读书人，但他的商贾生涯也是为人们的世俗观念所不齿，在人们的意识中牟利、投资、保值是商人的天性。世俗的观念令人们忽略了项元汴的文化情结，项元汴遭受被人批评、歪曲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

　　我认为是因人们对项元汴商贾生涯的偏见所致。在中国历史上，有钱的商贾何止千万，但像项元汴这样有眼光、有品位的大收藏家又能找出几位呢？就现尚存的天籁阁旧藏书画而论，都被世界各地各大博物馆所珍藏，天籁阁旧藏古籍善本、金石书画不仅数字可观而且多为国之重宝，天籁阁旧藏在中国文化史上足以光耀古今！

　　清中期由于乾嘉学派的兴起，这批学者提倡朴学，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治经必从文字入手，他们研究金石学，使金石学再度兴旺起来。因此，一些收藏家把目光转向青铜器。乾隆进士纪昀、阮元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学士，又是著名的收藏家。

　　纪昀为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修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以藏砚而著称，有《阅微草堂砚谱》传世为证。该砚谱所录之砚，制作精良，铭文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书体精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中国文人一向有喜砚藏砚的传统，得砚而铭，赞赏砚之美德，以示己志，或对砚之制作形式发出审美感叹，或记载得砚之过程与流传有序的考证。如“不方不圆，因其自然，故胜于雕镂。”就是纪昀赞美自然之铭文。笔者收藏的月池砚，从砚铭上就可以充分体会到纪昀在赏砚、藏砚的过程中，感悟仿古只能得其毛而未能入其髓的道理，并以仿制古砚为例，对当时部分学人刻意拟古的治学之风气，进行了有力地抨击，并告诫学人治学不可刻意拟古，刻意拟古的治学方法是不可行的，借古而开今，发之有感才是治学的根本，从这些铭文中可以反映中国一代文人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同时又体现出一代学人治学之风范。

　　阮元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学者又是个大收藏家，扬州文选楼就是阮元收藏古籍善本、金石、书画的重要场所之一，同时又是他学术研究、文化生活的地方。阮元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对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书画诸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与深刻的研究。他著述、辑录、编刻的书籍达3000多卷。其中《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就是阮元以考释彝铭为主的专著，是研究钟鼎彝器与古文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有一件在康熙年间出土的西周青铜盘，盘上有铭文357字，后经阮元研究考证，发现这盘上357字铭文是记载矢人与散氏多年来恩怨，经周天子派人调解后，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的契约，阮元便将这件青铜盘定名为散氏盘而轰动一时。从《阅微草堂观谱》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二书中，我们又了解到收藏与文化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道理。

　　晚清时期，许多文人学士大都喜爱经学古籍、金石书画，引发了考据学的热潮，如晚清著名收藏家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军机大臣潘祖荫、两江总督端方、光绪翰林王懿荣他们都是收藏界赫赫有名的大家，同时又是著名学者。

　　这些著名收藏家，无论是收藏金石彝器还是古籍善本乃至于书画，皆为国之重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不是为了囤积居奇，而是为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掀起了文人对金石学、文字学、考据学、史学研究的热潮，在学术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随着钟鼎彝器与甲骨文的大量出土，经过这批文人收藏、考证、研究之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文字学方面证明了《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提供了六书说的凭据与来源，同时也纠正填补了《说文解字》中的误释与不足，使汉字的起源及其流变更加清晰。在史学方面，以前被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现有可考史只有2500余年，而现在是近4000年，将中国“信史”往前推进了1000余年，使《史记·殷本纪》和《帝五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纠正了它们的讹传，从而开创了以文献和地下资料结合研究的中国史学新纪元。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收藏家，他们是为文化而收藏，是为研究文化而收藏，他们热爱中华文化，热爱华夏民族，他们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灵魂，他们不仅仅是收藏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诗曰：“高山仰止”，可歌、可颂、可敬。这种收藏才真正体现了收藏的价值与意义。（陶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