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客

　　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今天，日前，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历史性地做客广州电视台，与人大代表、市民和患者零距离接触，直面全民问责。在节目演播现场，民众把准备好的各种尖锐问题一古脑儿地抛出，甚至直斥卫生局不作为。这不单是年仅47岁的局长第一次直接而全方位地被公众“监督”，对于广州市卫生系统的高官来说，这也是头一回被公众如此问责。(《新快报》)

　　面对“吃螃蟹”的官员，我们不必吝啬自己的掌声与鼓励。广州市卫生系统的这位官员直面公众问责的行为，在官员问责制度缺乏体系化以及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应该得到社会的褒奖。但需要指出的是，却没有必要过度拔高此事的积极意义。直面公众和人大代表的问责，是官员必须具有的应有素质，也是官员应尽的义务。因为官员的手中握有公众赋予的权力，而权力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必须接受监督与质疑。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实，固然有着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权力部门的怠慢无疑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讲，官员直面公众的问责，是长时间以来权力部门在公共场合缺位的一种补偿。

　　目前的社会运作中，存在一种非正常的逻辑线索：对应该的行为进行褒扬，将应当履行的责任誉为高尚。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谬赏主义”。这反映了社会运转中失序状态的广泛存在，也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不成熟状态。在此，社会对广州卫生系统官员直面问责的过度反应也是例证。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恶，是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基本规律。所以，对权力进行限制与监督是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必然规则。对公共秩序负有重大责任的各级官员理应直面社会监督，但长期以来规则缺失的现实，造成了官员远离公众的不正常状态。这使得各级官员的政治生活中，缺少了直面来自各方面问责的机会，也使得很多官员失去了直面社会监督的勇气。

　　因此，筹划完整的社会监督体系，将制度化的约束机制置于官员的政治生活中，让接受问责成为官员的一种工作义务，是权力监督机制建设的必然。否则，直面问责只会是部分官员即兴而发的“勇敢行为”，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权力部门的施舍性举动。显然，这不是社会生活的正常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