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豪

　　因为职业所带来的“耻辱感”，成都儿童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张德丽决定离开她从事20年的临床医护岗位。这看似平常的离职，却在该医院血液科病房引起轩然大波，病房里的白血病儿童及家长纷纷写信挽留心爱的张护士长，并把16封公开信交到记者手中。当张护士长看到这16封公开信以及登在报纸上的孩子们期盼的眼睛，她被震撼了！不过，她依然没有改变去意……(据9 月7 日《成都晚报》)

　　面对这一事件，我们多是从医疗体制、医患关系等多个角度解读。不过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这些患儿及家长给张护士长写挽留信是否适宜？特别是并非直接把信交给她本人，而由记者转交，又是否恰当？笔者疑惑的是，这看似真情的挽留信，会否异化为“道德绑架信”？

　　我们知道，张护士长之所以选择离开，很大程度是因为经常面对着紧张的医患关系，特别是看到有病人带着摄像机、录音笔来医院看病，这原本富于荣誉感的“白衣天使”之职，愈发使他感受到职业的耻辱感。换言之，她的离职意味着是她的心灵的某种解脱。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医院把医护人员收入与病房收益直接挂钩的背景下，张护士长平时在登记孩子费用时，凡是能免的还是都免了。从这个角度讲，患儿及其家长真情挽留张护士长，是单纯地缘于真情流露，还是夹杂着太多的自利因素，我们就不得知了。特别是他们并非把挽留信直接交给张护士长，而是先交给记者，尤其容易引起读者的这种联想。在这个角度讲，这些看似字字含泪的挽留，虽在表面大力彰显了张的人格魅力，但在本质上还是有“一个人把自己的某种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嫌疑。

　　诚然，张的去留，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她自己，而从新闻目前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来看，张也没有决定留下。但是别忘了，在中国特有的道德语境下，这种集体的挽留信，特别是在媒体大张旗鼓的介入下，很容易把一个人绑上某种道德神坛，让她最终有所违心的留下，至少进退两难。换言之，他虽不是以非法的武力，却有意无意地以合法的道德，往往“绑架”住了一个人。

　　也正是在这个角度讲，我们在从医疗体制等角度解读这一事件的同时，是否也应谈谈类似的“挽留信”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至少应该考虑，是否提倡媒体张扬类似的“挽留信”，特别是媒体用《张阿姨别走！ 16封信字字含泪》这倾向性立场的标题是否适宜。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类似的真情挽留信屡见不鲜。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支教老师离开西部时，当地的师生、家长往往极大挽留。这也往往被媒体当作特写境头大写特写，但这实际上是一个颇有弊端的举动――绝对的无私奉献固然可贵，但它毕竟可遇不可求。对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只能承担并承受的是有限度的无私奉献。一旦以最高道德挽留他们，甚至成为惯例之后，会让许多后来者有太多的顾虑。比如想支教者，一想到“难过挽留关”，干脆连支教一两年的想法也不敢的，这只能让那些西部孩子陷于更无端的困境。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社会是否需要形成某种共识：当一个人为了另外的追求要离开一个岗位或一个地方时，除了礼节上的挽留，别极力想方设法挽留。而媒体也不要在挽留事件中推波助澜。毕竟，完美的结局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在某种程度上，不挽留也是一种三赢――离开者实现了他的新的追求，而对想挽留者而言，但也一度体验到的离开者的好，更可贵的是，他有助于促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人员流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