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奇

　　董冰说，高级职员不是非要打领带，穿西装，拎着笔记本。

　　董冰，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辞职前是清华大学党委保卫部副部长，校保卫处副处长，享受处级干部待遇，在北京有房有车，前途没有任何担忧。但是，他选择在苏州修电动车。

　　如今，董冰蜗居在苏州一间8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每天骑着花30元钱买的自行车奔波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他的房子被抵押了，创业一旦失败，他和母亲或将居无定所。董冰在“逆向而行”。

　　他说“北大学生卖肉”是被动的，“清华博士修车”是主动的，他没有给清华丢脸。面对质疑，他说打出“博士”的招牌，不是炒作，是资源合理利用，他认为，捧他的是媒体，杀他的也是媒体。博士修车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对话博士生一

　　生存模式不成立了决意辞职

　　记者：从清华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董冰：2001年，我把父亲接到北京一家医院换肾，我记得特别清楚，由于医院的问题，父亲在治疗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连与父亲最后的交流机会都没有，成为我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

　　尽管后来经过三年的官司，终于让医院承认了错误，但是对于父亲和母亲，这种伤害已经难以修复了。在那时候我们全家差不多还有十多万的外债。

　　2004年7月份，我加班到晚上看到一个文件，意思就是我这样的干部如果继续读博士就只能拿一半的工资了，当时我的工资是6000多元，交完税后是5000多元，除了给家里补贴以及定期还债外，还有房贷和自用等，平时自己根本没有攒下来钱，这样如果我读博士的话，我就要自己倒贴钱了，我的生存模式就不成立了，我必须要考虑另外一条路了。那就是创业，当时我就决意辞职。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是你父亲生病的原因导致了你的辞职，如果学校方面给你更多的照顾是否可以改变主意？

　　董冰：或许父亲只是一个因素，但是我还是认为是我的性格所在。后来学校是允许我在职读的，校领导也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读书毕业以后能留下来继续工作，但是我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未来走向，尽管在清华工作时也有很多改革计划被否决、搁浅了，确实让我想不通，但是这些都不是最终导致我辞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