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龙

　　根据一项上海4000户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官本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也说明我国企业人才开发存在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林泽炎说。

　　在经历了“重农抑商”到“重工轻商”的经济发展后，社会似乎又步入了一个“重商轻工”的发展轨迹。工人，越来越不被人看好，虽然说有“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但究其实质，还是与当前社会的利益分配和身份认同有关。

　　人，作为理性经济人，内在性上是趋利避害的。工人，现在基本上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言人，是不需要技术含量的作业者，于是工人们的“低工资”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同时，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和公务员差距甚大，这样的一个利益分配现状，决定了人们选择工人的低意愿。

　　如果说既得利益的多少还只是外在物质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更深层次的身份差异则是影响着公众不愿做工人的内在主要原因。

　　计划经济时代，工人“老大哥”的身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出了那个年代的工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是“威水”的工人身份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而失去了力量，现在的工人从事的多是社会底层工作，其社会地位很多时候等同于外来工，而且给予他们晋升的社会机会很少，很难想象一个工人能平步青云地做到白领。尽管社会很需要技术工人，但很多人却羞于做工人，那些曾经与工人、农民结下深厚感情的知识分子，都步入了“干部”的身份行列。即便是时下炒得火热的户籍改革，似乎也都难寻工人的身份归属感。

　　而在工人身份地位的背后，则是对工人的文化认同，过高的社会风险和淘汰率，加上过低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积淀下来就是对工人身份的文化漠视。当工人缺乏参与改革的话语权时，当工人在利益博弈中力量被边缘化时，人们不愿意做工人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我们正处在一个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时期，这决定了工人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毕竟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都离不开工人的技术创造，何况真正创造产值和价值的是工人，而不是商业流通。发达国家，如美国80%的优秀人才聚集在企业，“而我国只有30%左右的人才在企业，大多数精英都集中在党政机关、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这样的一种人才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企业的竞争和科技的创新。从产业链的环节来看，尖端人才集中在研发创造阶段，而不是服务消费阶段，也更符合现代企业的发展要求。

　　一边是高级技工年薪30万一“工”难求，一边是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这样的悖论性的存在，很好地凸显了工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需要的对立。如何化解这个对立，从小的方面来说，关系着一个阶层的切身利益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关系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

　　不过，要归还工人的身份认同，不只是说起来那么简单。社会能否消除身份的差异化，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保障上能否给工人多些倾斜，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城市化生力军的工人，在这个年代，虽然说不上什么“老大哥”的地位，但重新擦亮“工人”二字，唤醒工人的自尊与责任感，是我们社会稳定发展的必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