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

　　4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山西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委办公室干部南回荣、干部薛志敬因匿名举报县委书记李润山获罪判刑。

　　公民举报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现在在山西省稷山县，公民举报县委书记，居然获罪判刑，不能不让人关注与震惊。

　　稷山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秦玉和南回荣伙同薛志敬故意捏造事实，并且散布虚构事实，足以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声誉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诽谤罪。

　　判决书中称：公民有检举、揭发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利，共产党员在党内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对党的组织，上级的决策有不同意见有权直接提出，或者向他的上级直至党的中央委员会反映，而二被告人不是这样，而是采取匿名形式，且捏造事实在社会上广为散布，其手段之卑鄙、性质之恶劣，影响极坏。对此，被告人应承担刑事责任。

　　如此一看，它仿佛在告诉人们，稷山在依法办案。那么，我们就不妨来分析一下，稷山县公、检、法办的这起“诽谤案”有没有漏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也规定：不是有意诬告，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不受追究。很明显，稷山公、检、法办理的此案，严重违背了宪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和法治精神。

　　其次，根据刑事诉讼法，诽谤案属于自诉案。自诉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转为公诉案，需要相关的法律依据。检察院岂能越俎代庖，将自诉案转为公诉案？

　　第三，《代表法》第三十条规定：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杨秦玉系稷山县人大代表，公安机关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定手续的情况下，就对杨秦玉采取强制措施，属于典型的程序违法。

　　第四，本案中县委书记是本案的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应当自行回避。县委书记李润山是当事人，理应回避。但是，他却“向法院‘打招呼’，提出轻判。”他还说：“如果要严格按照法律判决，他们至少要判十几年以上的实刑，但现在不但轻判了，还判了缓刑三年，保住了他们的工资正常发放。”而事实上，依据刑法规定，诽谤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行、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行。县委书记李润山话，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在此案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五，南回荣在检讨时由于激动，说了一句“久违了”，在看守所多关了13天。这里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因为“久违了”，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与诽谤更是没有关系。“久违了”只是一句平常的、中性的招呼语。因为这三个字，就要在看守所里多关13天，如果这也是依法办案？依的是哪家哪条法律？

　　第六，如果杨秦玉等三人确实违法，应该由法院审判量刑。又岂能让他们戴铐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检讨？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十年动乱中，开批斗会的情景。但是，随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当年的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已经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没想到在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不少执法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已经采取戴头罩的办法，体现对人权的尊重，而山西稷县却把文革整人的措施搬出来，不能不让人感到齿冷与心寒。

　　把稷山干部“诽谤案”仔细一分析，漏洞如此之多，不得不使人产生怀疑，这中间有没有权力的干预？是依法办案，还是打着法律的旗帜，干着让法律蒙受羞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