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明

　　山西稷山县3名科级干部将反映该县县委书记的相关材料整理成文，分别邮寄给当地37个部门。在当地公安机关查明写信人身份后，检察院以诽谤罪将写信人公诉到法院。目前，其中两名写信人已被判刑，另一人也被起诉到法院。(4月9日《民主法制时报》)

　　公检法部门的迅速介入不是坏事情。但可惜不知道当地的公检法部门是如何办案的。对写信人反映的问题调查清楚了吗？如果说调查清楚了，那么，该不该向全县人民做个交待呢？那封匿名信上的问题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有多少是夸大其词的，有多少是无中生有的？如果说没有调查，那么法律规定，诽谤罪是指捏造事实，并公然损害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这里的诽谤罪又是如何确定、成立的呢？更主要的是，假如所反映的问题不是那么确切的话，那么，是不是就该以诽谤罪确定罪名呢？

　　我之所以关心这些，是因为这也常常是影响人们举报积极性的一个主要原因。

　　想起那个已经流传甚广的毛泽东挨骂的故事来。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征粮会，会间，天降暴雨，突然，一声雷响，一个县长被电劈死了。有个农家妇女说：这雷咋不劈死毛泽东呢？(见《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一书)咱其它不说，就单说这一句“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这是诽谤还是举报？应该说，比诽谤还厉害得多，可是毛泽东却没有治这位农家妇女的罪。他制止了保卫部门的追查，反复思索、调查被“骂”的原因。后来，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又听从民主人士李鼎铭的建议，精兵简政。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治这位农家妇女的罪？我觉得起码有两条：一是毛泽东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第二，毛泽东有正确的权力观：“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为人民服务》)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要求领导干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一方面却是领导干部不论官职大小，一律都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提不同意见，就想方设法狠狠的治你。前有“彭水诗案”，后有“稷山匿名信事件”，类似的事情还出过不少。有人说，这是“因言获罪”，是新的“文字狱”。我觉得不是。历史上的“因言获罪”、“文字狱”，都是因为朝廷、因为皇帝才引起的，谁见过一个时期中国的大地上有这么多的朝廷、皇帝的？又有哪个时期的老百姓是对“七品芝麻官”或对“芝麻官”以下官员也这么噤若寒蝉？

　　当然，真正的诽谤罪，按法律规定，该判刑也还是要判刑的。“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我们是主张以事实说话的。但是，如果一方是弱势，一方是强权，明显不在一个级别、一个档次的话，我觉得具有强势的一方就应该有容人的雅量。老百姓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不怪小人罪。毛泽东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我们的领导干部却为什么常常是和草民们斤斤计较呢？

　　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李毅中局长的一段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谈自觉接受监督时说“不能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因为“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一样道理，个人举报其实比媒体监督还难。没有人发工资，没有人开绿灯，还常常面临打击报复的危险，不是中央纪委、不是审计署、不是调查组，本来就是提供线索、反映情况的，又怎么能要求铁板上钉钉，丁是丁，卯是卯呢？更“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说得对”。

　　甚为关键的是，领导干部要真心诚意地接受监督吗？就应该为举报人创造一个“宽松环境”；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想有明显的改善吗？就必须给举报人创造一个“宽松环境”。不然，动辄得咎，究竟谁敢监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