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福重教授日前撰文《不合理的高考制度亟待改革》，历数现行高考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之处：看不明白的招生计划，像北京大学每年在北京招几百人，而在四川(四川考生十余倍于北京考生)仅招几十人，由此带来的副产品是各地高低不平的分数线；匪夷所思的120%投档是招生部门为自己设定的“租”，使招生中说情、递条子、搞腐败的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操作空间；为了应对越来越高的反对声浪，北京、上海等地采取自己命题的方式，以便使自己的分数与其他地方具有不可比性；高校自主招生题目五花八门，随意性太大等等。

　　王福重教授建议回到真正的全国统一高考时代，“取消分省录取制度，将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的户籍模糊掉，给所有考生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在供给和需求相差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主张采取多重标准，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是不大合适的。我们宁可损失几个钱钟书，也不能让更多的青年人成为冤死鬼。”

　　王教授“宁可损失几个钱钟书”的观点有石破天惊之效果，其退回全国统一高考的建议也可能会引起一片反对声。但在一系列的教育不公平面前，最大的不公平的确是以户籍壁垒为标准的不公平和一些大学自主招生中呈现出的不公平。

　　在户籍壁垒方面，除了招生计划暗箱操作，招生指标严重不公平之外，还有一个数千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高考权利被完全漠视和损害的问题。在一个“全球流动性”的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大流动的城市化过程，但僵化的户籍和高考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公民享受平等受教育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项社会公平权利的拦路虎。本应以公平为己任和天职的教育，已经在孩子们进入社会之前就给数千万随父母流动的儿童设置了一道又一道个人力量不可逾越的“不平等条约”：从小学到初中，一路“借读”，交高额“借读费”；到了高中，许多孩子被迫离开父母回到原籍，否则将面临无处高考的困境。由此导致另外数千万儿童被迫成为缺失父母关爱与庇护的“留守儿童”，学业和身心受到严重影响。教育不仅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在高学费、户籍歧视、招生名额不公正不平等全方位加剧社会不公，教育不公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公平，并且成为社会诸多不平等的起源。

　　一些大学的自主招生名额更是直截了当地只招城市学生和大学所在地学生。比如去年复旦大学自主招生300名，占招生总额的10%，居然全部只招上海学生。

　　在这样的情境下，适当减少而不是扩大大学的自主招生权，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个网络时代，出类拔萃的钱钟书(报考清华时数学只考了15分)、吴晗(报考清华时数学考分为零分)们是不会被埋没的，一方面很多大学仍然拥有5%左右的自主招生名额，另一方面，除了大学，才子们有了越来越广阔的自主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像韩寒、丁俊晖们一样。

　　倒是更多资质、天分和家庭条件一般的莘莘学子，迫切需要教育公平的保障。而这样的教育公平，其实有多条路可走：一是像王福重教授建议的一样，全国一张卷子，抹去户籍身份的拦路虎；二是像中国政法大学一样，逐步争取实现按人口比例招生，并尽快过渡到按考生比例分配招生名额。与此同时，户籍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赶快跟上，打破教育垄断，从速改变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