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8年，作为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HID)位居全国各省区之首的先进省，浙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洞察中国未来的窗口，故此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胡锦涛总书记曾两次明确要求，浙江要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那么，这28年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浙江走在前列的征途中，已经积累了哪些先出的经验，又有哪些先有的矛盾和先发的问题值得探索呢？

　　要针对广受关注的浙江省做这样一个探究，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哪怕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最高水平的国家级社科研究机构来说。2005年6月开始，中国社科院组织的12个研究所(院)的50多位顶尖专家，在浙江省60多位科研骨干的参与支持下，在浙江这块充满勃勃生机的土地上，开展了历时一年半的多学科联合国情调研，伴随着他们的脚步和视野，浙江的历史进程变得更清晰、更全面、也更真实。

　　转型中的浙江经济

　　浙江人为什么有钱

　　“你们浙江人都很有钱！”这是很多外省同行给浙江记者们贴的一个地域标签，有时任凭你怎么解释自己没积蓄都无济于事。

　　坦然说，相比之下，浙江人现在确实都更有钱些。2005年，浙江省人均GDP达到3382美元，列全国省区第一位；同时贫富差距也最小，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1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而500万浙商大军闯世界，无疑成为浙江地域标签由来的主要制造者。

　　但是，浙江人原本就有钱吗？回答却是否定的。若以28年前的经济发展各项指标观察，即便与某些中部省份比较，浙江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工业基础也远未能及，而且资源基础极为薄弱，政策上受的是中央普照之光—没有任何特殊性，在1953 -1978年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总共77亿元，人均410元，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而就是在这样的劣势面前，浙江，特别是温州、义乌等草根城市，改革开放后经济却实现了几百倍地增长。浙江为何能成为中国最具增长潜力和发展活力的省份之一？曾担任杭州市副市长的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说，其根源在于浙江固有的宝贵的人文精神，即创新和开放的精神，而且各级党委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都非常注意保护、发扬、培育这种人文精神。这是浙江的一个基本经验，这条经验使得浙江遍地是英雄，使得很多不可能在浙江变成了可能。

　　浙江义乌，一个一无资源、二无国家投资的中国草根城市的典型，如今是中国经济活力最为强劲的县级市：0.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本地人口60多万，但几乎容纳了一倍的外来人口和上万人的外商。

　　义乌梦娜袜业董事长宗谷音、总经理宗承英兄弟，现在是一个拥有3000多员工、效益良好的外向型企业老板。1970年代，宗承英开始做“鸡毛换糖”生意：在家里用红糖熬成糖饼，用担子挑着到外地去换鸡毛，回来后到当时的社队企业换钱；他们再用鸡毛做城里人用的鸡毛掸子。“鸡毛换糖”，已经是义乌人世代相传的生意经了。

　　“鸡毛换糖”催生了义乌人的野心，他们开始偷偷到外地批点日用品卖给本地的小店。宗承英就经常见缝插针地向生产队请假，晚上出发到苏南批货，第二天拿货，第三天凌晨回生产队干活，收工后再把家里藏着的货拿到小店卖。这样一次偷偷摸摸干下来，相当于生产队一两个月的工分值。改革开放后，宗的足迹遍布广西的路边，并开始在苏南拿货，后来像“宗承英这样的义乌人”多了，货源也跟着自然转移，他也开始从义乌拿货。1984年，时任义乌市委书记的谢高华看到义乌街上越来越多的小商品，便大着胆子在义乌建了一个大棚，把马路边的地摊都收归到这里来，这件“小事”使得义乌小商品市场有了雏形。1990年代后期，义乌小商品开始名声大振，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往这里跑，义乌逐渐发展了好几个市场。在小商品市场已经有几个摊位的宗承英生意火爆，由于上家的货经常跟不上，他就和弟弟宗谷音动了办厂的念头。彼时开始，到义乌的外商越来越多，以至于今天梦娜袜业的外贸市场占据着绝对的份额。在今天的义乌，大部分街道开始同时使用汉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对外介绍，而在小商品市场里，经常可以看到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摊主老板，正用熟练的英语快速地与不同肤色的国际客商谈笑风生。

　　因为开放和创新的人文精神，加上党委政府的鼓励引导，宗承英兄弟的经历也成为很多著名浙商的写照。放眼浙江，温州的修鞋匠、理发匠、弹棉花匠，东阳、诸暨、上虞等地的建筑匠，永康的五金铁匠，台州的豆嫂、工匠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兴起，并成就了众多今天的风云浙商。

　　“民本”但又“多元”

　　浙江是私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然而，你却不能说浙江经济就是民营经济。中国社科院裴长洪、黄速建等专家们概括浙江经济是“民本多元”，实在是一个高明而又令人惊喜的发现。

　　浙江经济首先是“民本”的，但同时又是“多元”的。到2005年底，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达70%以上，非公经济的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进入1990年代后期，产权制度改革愈加活跃，使得浙江国有企业在全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这时候，确实有不少人感到迷惘：这样下去，浙江会不会变成非公经济的天下？然而，新世纪后的实践证明,浙江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20%左右时开始相对稳定下来，并没有再出现大幅的下降。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底，浙江国有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比重的1.81%，列居全国倒数第一。数量虽少但经济总量却很大：浙江国企的资产总量位居全国第五，净资产、国有资产总值和营业收入位列全国第四，这一小一大，不得不令人叹服。

　　不仅如此，浙江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工业各行业企业中的比重也比较合理。在浙江，纺织、食品、家具、文体用品、塑料制品等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国有企业几乎完全退出；在医药化工、电子通信设备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领域，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维持在10%-15%之间；而在石油、钢铁、电力、自来水等重要基础工业及公共产品领域，浙江仍然是国有经济占支配地位，而且有加快向关键行业、重点地区和大企业集中的趋势。浙江率先建立的这种市场经济机制和形成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协调发展的市场主体格局，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

　　经济增长中的取与舍

　　高科技企业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是我国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诞生的黄岩县海门化工厂，成立50年来，这家企业没有1年亏损过。由于其市场85%以上在海外，在世界医药市场上，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海外客商看好海正，一者因为这家企业技术先进，拥有二十多项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二者因为海正有两大看点：第一，每年研发费用“超亿元”(占当年销售收入的8%以上)；第二，环保投入“超亿元”(累计硬件设施投入1.7亿元，约占公司固定资产总额的12%)，这样的投入力度在中国的医药行业并不多见。

　　“海正先行一步的环保理念也有一个过程。”海正集团党委副书记蒋灵跟记者探讨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海正为龙头的台州医化工业园区发展迅速，这些企业中，一些粗放发展的企业片面强调产值和利润，认为“先生产、后治理”；海正这样的国家重点企业先行一步，但仍然停留在“以降低污染程度为重点的末端治理阶段，努力寻求生产和环保的平衡”。

　　进入新世纪，海正每年需要接待包括国际巨头默克、礼来等国外客户500多人次。他们发现，过去老外采购产品，一般通过“看样品-看厂”两个环节就能确定，现在除这两个环节外，还要综合衡量环保-健康-安全(EHS)体系。对EHS体系、技术工艺、装备可行性和安全性进行审计后，双方才进入商务程序。而此时，海正的高层也逐渐意识到，作为给人类带来健康的制药企业，可不能在生产中给环境带来危害啊。

　　于是，海正下决心建立国际先进的EHS体系(环保、健康、安全体系)，树立了“环保理念先行一步”的企业策略。他们开始最大限度地加大投入，坚持环保理念的“前延后伸”：向前延伸至公司的战略，对产品项目的遴选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开始介入环保治理，不仅要求拿出合格的样品，还要拿出三废处理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工艺；向后伸展至营销竞争理念。2004年4月，海正药业向当地医化企业发出了“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效益观”的倡议。

　　当海正在发展理念上进行深刻转型之时，浙江全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探讨开始不绝于耳。浙江是一个工业资源小省，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3位，28年来浙江经济急速发展，但却是依赖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实现的，也给浙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各级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从环保投资来看，浙江从1998年的7.13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210.26亿元，6年增长了28倍。同时，浙江经济体系内部开始增生出一种自下而上、自发自觉地追求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相和谐的力量。

　　“十五”期间，浙江党委政府明确了“绝不用绿水青山换取GDP”的工作思路，又先后提出“绿色浙江”、“生态省”建设的目标。2005年，作为十个试点省市之一，浙江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引导政绩观向“绿色化”方向发展。

　　对于当前浙江发展的大环境，省委书记习近平指出：“浙江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腾飞期、增长方式的转变期、各项改革的攻坚期、开放水平的提升期、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影响相对较大的五年，浙江省仍然较好地完成了“十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快速城市化中的和谐社会

　　城市化的征途中

　　这里是5个小渔村，有一条老街、若干农舍和一片滩涂，人口不到7000人。时间定格在1983年底。

　　这是一座现代城，面积80.7平方公里，人口28万，其中城区面积15平方公里，城区人口15万人。有印刷、小包装、塑编等四个工业园区，已建成礼品、腈纶毛毯、陶瓷、服装、建材等15个专业市场。2005年，实现生产总值59亿元。还有一幢23层的乡镇广电大楼，常让很多县市区级单位的同行羡慕不已。

　　没错，这就是农民自建的、1985年即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城”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的昨天和今天。1984年开始建制的龙港镇，在全国率先突破两个“禁区”：推出土地有偿使用—筹集建设资金；推行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自带口粮进城，自建住宅落户，自办企业发展。因为这两个政策，龙港在建镇当年就筹集到1000多万元建设资金；建镇4个月后，申请到龙港建房落户的农民就有5000多户。两项突破使今天的龙港镇，成为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浓缩，并让观察者对浙江的民营经济、专业市场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透视。

　　龙港的四个工业园区，集聚着当地的四大支柱产业，正是今天外界看到的浙江“块状经济”。中国印刷城内的浙江富康包装公司董事长孙绍丁，5年前这样告诉观察记者：“龙港有两大法宝吸引着我，一是完善的产业集群，二是更具集群效应的示范工业园。在这里，我如鱼得水！”他说，“我的企业任何时候，甚至半夜或凌晨，缺了印刷材料也不必担心，因为‘家门口’就可以买到。有些印刷工序我们企业不想做，比如折光压纹、烫金等，我可以交给专门搞这个工序的企业去完成，对我来说，其他企业就像是我的一个个车间。”

　　生机蓬勃的“块状经济”，再依托各种类型的专业市场联动发展为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也由此被学界概括为“小企业、大积聚”、“小摊户、大网络”等经济表征。200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浙江省年产值超亿元的经济区块已达604个，成为浙江省经济增长中的有效载体。而“区块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是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壮大：2005年全国百强县名单中，浙江上榜县有30个，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之首。再将目光往下看，2006年底公布的全国千强镇名单中，浙江占了266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区块经济发展—县域经济、乡镇经济壮大—城乡差别缩小—乡村人口减少—快速的自我城市化道路，2005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达56%。

　　城市化直接联系着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浙江从2002年就开始探索对征地农民的保障制度，有200多万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类似这样的协调处理经济增长和社会事业发展，是浙江的一条重要经验。到2004年浙江成为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个基本普及15年教育的省份，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的入学率也达到了96%，2006年还在全省全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通过推进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7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从2005年起在全省对农民免费体检。治安方面，通过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平安浙江”成效显著。

　　和谐发展与以人为本

　　“越漂亮的地方就越穷！”这是很多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们常有的一个感性判断。

　　浙江衢州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优美的地处浙江西南的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后，衢州的人均生产总值一直低于全省水平，前者对后者的比例关系，从1970年代末的接近全省平均下降为1980年代的70%、1990年代的60%以及本世纪初的不足全省平均的50%。但是在“十五”期间，衢州却发生了超常规的增长：2000-2005年间，衢州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高出全省0.7个百分点；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7项指标中，衢州有5项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

　　一个欠发达山区，在五年内、在保持生态环境的背景下，是怎样实现崛起的？这引起了见多识广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速建的高度兴趣：“衢州还是我的故乡呢！”

　　纵观衢州崛起的路径，不得不提的是衢州抓住浙江省的“山海协作”契机，实施“借力发展”战略。“山海协作”是浙江省2001年确定的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山”主要指以浙江西南山区为主的25个欠发达县(市、区)；“海”主要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山海协作引导两者间经济协作，以平衡本省区域经济，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衢州正是积极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符合产业规划的转移产业，累计签订项目1318个，总投资421.7亿元。同时借“山海协作”之机，培训农民31.12万人，劳务输出40.5万人，衢州市长还亲自为衢州保姆作推荐。并以此为发展机遇，带动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实现了衢州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

　　浙江全省范围的“山海协作”，使得这一时期“山”区发展的增速均超出浙江的平均水平，全省11个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得到进一步增强。

　　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协调发展中，浙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重的社会建设理念。在新农村建设中，明确将“农民”作为主体；在城市社会事业建设中，将就业与再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群众关心的十大领域为重点，并且省委省政府每年确定十方面的实事，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来研究和落实解决。

　　浙江是外来农民工较多的一个省份，到2004年，浙江流动人口达1200万左右，在发展中，浙江比较注重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努力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和当地生活。浙江重点抓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建立民工公寓，使数百万民工住上了廉租公寓；二是为农民工建立“三级机构、四级网络”的就业服务平台，免费为本地和外来民工服务；三是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收费标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浙江的58万农民工子女中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比例达到96%。浙江将外来人口改称为“新浙江人”，这是原住民对后来移民的一种开放和包容的胸怀，是社会走向和谐的生动标志。

　　充满活力的文化浙江

　　经济的文化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到底起什么作用？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探究的重要课题。一般从外地调到浙江来任职的省领导，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浙江的经济发展非常好，而且跟文化传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个文化传统是什么呢？就是浙江的草根文化。包括原省委书记张德江主政浙江时总结的十六字浙江精神，以及现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总结的十二字浙江精神，都是在探究浙江经济爆发背后的历史文化基因，试图提升地域精神，打造浙江文化软实力，促进新一轮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浙江的文化大省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就文化谈文化的应景之作，而是把“从发展看文化”和“从文化看发展”的两个视角进行融合，升华为体现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新的文化观。

　　首先，浙江通过对温州、义乌等“零资源”发展模式和“无中生有”现象的总结，挖掘浙江草根文化，并适时地引导改革开放后转化而成的经济的创造力、社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把精神文化放在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

　　其次，“浙江的发展模式区别于广东(靠外援)、区别于上海(靠政策)，以民营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是浙江模式的体制优势，这是浙江的地域精神造成的。”中国社科院文化哲学所所长李景源指出。但到了今天，省委书记习近平认为：“浙江过去的体制优势与其他地区逐渐拉平，今后的发展，既要继承原有的文化传统，又要打造新的人文精神。”因此，浙江党委政府注重文化创新，两次总结浙江精神，目的就是用浙江的历史、文化熏陶来引领民众，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第三，浙江强调文化生产不仅生产文化产品，而且生产人，着眼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省委书记习近平撰文指出，人是统领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发展是依靠人，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种文化发展理念相当程度上已成为浙江民众的自觉行动。湖州的丝绸之路集团，是一个从21名下岗工人开始创业的企业团队，十年来积极参与国企改制，先后为当地丝绸行业解决了5000余名下岗工人再就业，董事长称企业员工为“兄弟姐妹”，向员工承诺“只要我有饭吃，不会让你们喝粥”，建立了和谐的劳动关系。这些年，这家企业在董事长的带领下，在毫无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快速而稳定地成长。企业确立了“以文化发展企业，不求500强，但求500年”的发展理念，员工普遍向本刊记者反映：“在这里干活，我感到自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

　　文化经济化

　　浙江在业人口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受教育人数占84.11%！这是当前文化浙江繁荣背景下的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历史旧账。

　　在经济崛起时期，浙江有限的公共财政大多投入到与改善经济环境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上。如今，随着公共财政资源相对充裕，政府开始有余力改善过去在义务教育、公共培训、医疗卫生保障和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欠账较多的局面。1999年浙江率先提出“文化大省”建设的口号， 2003年被中央确定为文化大省的试点省份。并最终树立了“以农村、基层和外来浙江人为重点，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文化发展战略。”

　　在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浙江各级政府承担着主导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那种完全在市场之外、完全由政府包办的老路。浙江提出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全新方式，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同时又提高了服务效率，为文化浙江注入了新的活力。

　　例如，原来浙江许多地区的国有剧院面临亏损，而大量音乐厅、歌剧院、体育场的出现更加重了政府负担。在此背景下，杭州、温州和义乌等地普遍采取“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的改革措施，在不改变公共文化设施基础用途的前提下，委托民营企业加以经营。此外，浙江各地为满足农村文化需求，普遍开展“文化大篷车”下乡活动，在这项活动中，各地政府普遍采取积极组织民间演出资源、打造配送机制、采取适当补贴或部分采购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浙江共有民营文化企业4万多家，投资总规模230亿元以上。在演艺业，400余家民间剧团，演出收入近亿元，分别占到全省剧团总数的83%和总收入的73%。大量民间博物馆(整个浙江现有83个)、民间演艺剧团(目前有485个常年职业剧团)、民办学校、民办医院等相继出现，成为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民和全社会关注文化的氛围下，浙江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具有领先优势的民营文化企业：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横店电影集团在2003年被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为全国惟一一家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浙江广厦集团旗下的影视公司已跻身全国五强；开发网络游戏的杭州天畅科技公司与生产网络食品的杭州绿盛集团公司合作，打造出了一种“虚拟产业和传统产业联姻”的互惠生产营销模式……

　　“区块经济”一向是浙江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浙江的文化产业发展中，这种区块现象再度出现：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杭州滨江高新文化产业区、杭印路49号LOFT社区等高新文化产业区块；嵊州、台州的戏剧产业区块；龙泉的青瓷宝剑、湖州湖笔、青田石雕、东阳木雕等传统艺术产业区块；以及全省各地由文体用品区块、红色旅游区块、民俗文化特色旅游区、出版物和包装装潢印刷区块等构成的优势文化产业区块。文化产业区块成为浙江省“区块经济”的组成部分，也雄辩地证明：文化生产同样也是一种硬实力。

　　无为而治能有浙江奇迹吗

　　外界曾普遍有一种印象：浙江的发展靠市场的力量、靠民营经济、政府无为而治。“浙江的发展实践证明，浙江政府绝对不是无为而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民间自发的力量，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活力。浙江成功的真正奥秘在于：把社会的自发力量与自觉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把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的科学规划、有效调控结合起来。一句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就了浙江奇迹。”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对记者说，“浙江不是资源大省，浙江没有特殊政策，浙江获得的国家投资最少，然而却取得这样的伟大成就，这不是简单的‘市场活力’所能解释的。”

　　浙江经济体制改革是坚定不移以市场为取向的，浙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始终围绕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经过改革，浙江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等3转变。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要到位”是浙江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基本的特点。

　　浙江政府的“服务有为”主要表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对本地的经济发展进行科学的规划，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二是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法制环境。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的规划，需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但市场本身不能产生科学的规划，也不能自动履行战略，这个职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要由政府来承担。如改革开放初期，允许小商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以适合于浙江省情的民营经济大发展，而进入到1990年代中期，在市场经济初具规模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有力促进了城乡协调。十六大以后，浙江省委提出了“八八战略”，全面推进浙江的现代化进程。

　　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失是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浙江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适时利用政府的功能，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措施，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乡保险体制，保证了利益处于重大调整时期的安全稳定，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起来，使浙江的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地健康发展。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但社会的信用度不是自发的，也要靠政府的努力。如浙江的小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遍布世界各地，这和浙江不断努力营造法制环境和打击假冒伪劣分不开。对假冒伪劣，过去浙江有不少教训，但各地政府不姑息，不纵容，大力打击假冒伪劣。现在，有的市县提出“大打大繁荣，小打小繁荣，不打不繁荣”，这种法制自觉，规范了市场的发展。

　　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是对立的，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就是要尽量的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但在浙江，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完全分离的。浙江发展的主题也不是限制企业的权利，浙江发展的经验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的根本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公民扮演的角色不同，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但只有政府、企业、公民都得到发挥，才能够国富民强，兴旺发达。

　　不断提升执政为民的能力

　　热俏的政工干部

　　2007年1月，一条来自浙江温州的新闻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中国共产党强强集团委员会正式成立，担任该民营企业党委书记一职的是该市另一民营企业—忠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忠义。

　　强强集团现有员工一万多名。由于员工来自全国各地，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显得特别重要，企业决定成立企业党委。谁来挑起党委书记这个重任？强强集团董事长黄聪弟说，只有既懂经济，又通党务的人才能胜任这个职位。领导层最终“相中”了优秀企业家、优秀共产党员温州忠义集团党支部书记姜忠义。

　　强强集团高层对姜忠义的评价是：讲政治、懂政策、精管理、善协调，思想深邃，宣传能力强，能以自己的榜样影响别人，具有很强的现实说服力。而在温州忠义集团自身，几年来，公司党支部通过抓党建、促发展，推进了“活力和谐企业”的建设，深受外界好评。

　　中国社科院赵智奎研究员向观察记者表达了他的新奇：“政工干部，尤其是企业里的政工干部，在外省并不被看好。但是在浙江，民营企业却纷纷高薪聘请党务工作者，真是没想到。”随着调研的深入，赵智奎等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们先后在温州、台州两个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考察了正泰集团党委、德力西集团党委和统战部、飞跃集团党委等，开始对浙江的非公企业党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浙江，民营企业不仅适时地建立党组织，还纷纷要求在企业党委中建立统战部、纪委等机构。事实胜于雄辩，在当前浙江，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不仅仅是适应新经济、新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同时也是着手解决调和生产关系，化解深层次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截至2005年底，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的党组织已达到了23669个，发挥了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巨大影响力。

　　加强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

　　“浙江省党员干部的素质比较高。”赵智奎说，“我们接触的多数是纪检部门、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的干部，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指标数字非常熟悉，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感觉到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都比较高。”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以义乌为例，它以前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现在却发展到一个国际性的商贸城市，如果没有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提高，也就不可能驾驭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

　　不仅在县市区，在基层农村党员干部中，浙江也涌现了一批具有较高驾驭能力的优秀党员干部。近年来，宁波鄞州区湾底村在村支部书记吴祖楣的带领下，以“人民第一、创业万岁”为行动口号，依托城区优势，大力发展村集体企业—鄞州天工实业总公司，下辖7家子公司，2005年，全村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5.3亿元。全村396户农民于2005年搬入了居住舒适、配套齐全、环境优美的农民小康住宅。湾底村成为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标竿，与吴祖楣等党员执政为民的能力密不可分。

　　由于党员干部普遍较高的驾驭经济的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浙江党建不断地适应新的发展实践，进行制度、机制、体制的改革，才使得浙江大地遍地英雄，经济社会发展遍地开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2005年6月在浙江考察时说:“浙江在廉政文化建设与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是走在前列的”。浙江的廉政文化“六进”引起多方的关注。所谓“六进”即“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据报道，浙江很多社区甚至将一些贪污腐败分子的不耻行径展示在社区公告栏上，以警钟长鸣。通过这种“六进”形式，使浙江的廉政文化深入人心，腐败行径人人喊打。

　　浙江党建工作走在前列，还表现在探索性地将支部建在楼道上、建在产业链上、建在工程项目上，率先探索党代表，率先探索实现任期制，率先探索两推两守，率先探索联合风险，率先探索一把手用人要审计的制度等。还比如完善党政一把手的监督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主推荐干部制度，建立健全选拔任用管理正常的退出机制，普遍推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竞争上岗制度等等，都是浙江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探索和又细又实的实践。

　　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们评价说：“浙江的各级党员干部工作有创新，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对中央的精神领悟的准，而且有比较强的‘走在前列的意识观’，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浙江的故事仍在继续，2007年1月19日，中国社科院和浙江省委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召开“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研讨会。也是在这一天，在省人民大会堂，从国企改制而来的杭州机床集团，在这里租了场地，庆祝自己成功收购欧洲四大磨床制造企业之一、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企业—德国aba z&b磨床公司。显然，在浙江的成长道路上，既有先发的优势，也有先发的矛盾和问题。浙江的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正在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的新实践紧密结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