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位历史上以有道明君著称的汉文帝却只向贾谊问鬼神，尤令后人为之唏嘘不已。近来，媒体披露一些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为看风水、驱鬼敬神不惜一掷千金，让人想起了李商隐这两句借咏史以一浇自己块垒的诗(《南方周末》5月17日报道)。

　　不问苍生问鬼神，不信马列信鬼神，如此强烈的对比会给人感觉皇帝和官员为什么愚不可及，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虚幻的、谁也没见过的鬼神世界呢？

　　一般说来，人们对自己难以左右、不好控制的事物容易产生敬畏，且难度和敬畏度是成正比的。汉文帝并非完全不关心苍生，否则也不会有“文景之治”。他也知道百姓日子过不好就会产生动乱，威胁其统治，但对他而言，找一些能干的治国人才比找一个懂得天道和鬼神的大巫师容易，让老百姓吃饱饭不闹事也比上天保佑自己长寿、国祚长远更可控。也就是说在皇帝的眼里，贾谊的经国之才是可以替代的，其对于鬼神的知识是很难有可替代性的。

　　在古代皇权社会，君主的权力是最大的，在自己的国家内，他基本上是无所不能，唯独对死去的祖先和高高在上的上天，他无能为力，只能小心谨慎地敬奉着，生怕上遭天咎和祖宗降罪，所以历代王朝无不把敬天法祖放在口头上。皇帝好不容易下一道罪己诏，也多半因为上天示警。

　　从帝王的态度延伸到一般的官员和草民，也莫不如此。小老百姓谁都不敢得罪，比如流氓黑势力、官府甚至自己家族的长老，当然也包括鬼神和上天。因为草民的力量是最弱的，谁都惹不起，对信鬼神信命运和害怕俗世的权力相比，权重并不突出。而皇帝最敬畏上天和鬼神，因为尘世间让他敬畏的太少。依此类推，官员怕皇帝、怕上司就是很难怕老百姓。在社会公平不能充分保障、民众对官员不能进行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官员的祸福往往与是否违法，是否缺德并无太大的关系，而是和上司的态度大有关联。皇帝对大臣可以“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祸福转瞬间就可以变化；同样，官场上的上司对下属也是如此。因为风险的不可知，使官员不得不相信冥冥中有鬼神在左右自己的命运。

　　信马列和信鬼神不能简单地对比，但信不信马列，对许多官员来说，并不对自己的利益产生影响，只有说不说马列才产生影响，所以他们公开言说马列主义，私下里求神拜佛。

　　在古代，照理说对科举出身的官员，儒家的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应当是约束官员最重要的力量，历代王朝也无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些。但对中国历史上多数官员来说，民怨、律法、自己缺德的内疚等等，都远远比不上上司对自己的态度，而鬼神的态度比上司的态度还不可控。所以，那时候的治国者除了苦口婆心用儒家伦理来说教外，更愿意用“举头三尺有神明”来吓唬官员们。如果让现在的官员做一道选择题，以下各项你最敬畏的最难左右的是哪个：1.马列主义道德观及“八荣八耻”等价值观的忠诚。2.人民群众的监督并带来舆论的压力。3.法律的公正无私。4.上级机关和领导的明察秋毫。5.不可知的命运。我想许多官员会选第5项。

　　制度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种制度能够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所有人违法必究，保障公民大胆而强有力地监督官员的舆论环境，保障对官员有一种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如此官员的奖惩不是依靠一两位上司的态度，更不是依靠冥冥中那只命运之手，而是在法治的大环境下，有规律可循，那么信风水、畏鬼神的官员会越来越少，因为尘世间的规则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何必去依靠尘世外那些神秘莫测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