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

　　近期，猪肉价格暴涨已成为各地市民热议的话题，济南、南京等多地的猪肉价格已达历史最高点。农业部网站消息称，进入五月因为猪源紧张，多数省区市猪肉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而猪肉价格上涨也拉动其他肉类产品价格的波动。(《新京报》5月22日)

　　“今天猪肉价格又涨了吗?”仿佛变成了眼下老百姓见面后相互问候的一句口头禅。其实，肉价上涨只是全国物价轮轮番猛涨的一个缩影。有数据显示，一季度CPI处于全年增长不超过3%的调控目标之内，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但从消费结构上看，食品价格6.2%的上涨速度明显过快。其中，粮食上涨了6.7%，肉畜类产品上涨了15.1%，鸡蛋上涨了24.1%。4月份CPI涨幅3.0%较上月的3.3%有所回落，仍处于3%的警戒线之上。

　　暂且不论这组数字统计的准确性，就数据以外所表现出的上涨，似乎远不止这个水平。近年来，给公众印象最深的是，水、电、油气、交通等公共消费品都一直在涨，不但消费品领域涨价不止，就连基础产品和农民生产资料的价格，也“一路凯歌”。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市场上的消费用品，几乎就没有不涨价的。难怪乎，尽管国家连续出台以增加国民收入的公共政策，也难以激起公众的兴奋度，因为，依目前的物价涨速，工资再涨，农民收入再增，也是水涨船高，高物价早就让居民收入那点涨幅消弭于无形。

　　在笔者看来，近年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惠民的公共政策，与日本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十分相近。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计划、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在国内，国家同样也出台取消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非公制36条、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额、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等系列制度政策，以及在高房价实施组合拳的调控，更加体现公平的新医改方案即将出台，此外，还普遍提高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据全球最大的工资信息调查研究机构、总部设在费城的HayGroup近日发表研究报告称，2007年中国工资上涨幅度将位列全球第一，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印度和东欧国家)。等等，这些公共政策称之为“国民收入倍增政策”，最为恰当不过。

　　其实，日本之所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特别成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有增加国民收入的辅助手段。比如在实施国民倍增计划期间，政府动有形之手，控制各个领域的物价，日本国内也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较大的价格波动。因此，作为一名普通公众，则迫切期望国家在推行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政策时，要以宏观的视角，未雨绸缪，积极做好配套措施。譬如在控制物价方面，要想保持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促进持社会的稳定和谐，政府部门有两道选择题可供选择：要么动用“行政之手”平抑物价，要么普涨工资，抵消物价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否则，我国国民收入倍增政策，将被类似于物价上涨这样的“铁砂掌”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