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

　　在对待企业外迁问题上，浙江省的态度有所不同，近年来浙江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策略，鼓励企业“走出去”，实现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组合。为了避免“产业空心化”，政府要做的是改善环境、搭建平台，在引导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做好引进来的工作，提升产业结构。如杭州目前正在发展软件、商贸业；宁波则侧重发展重化工业，这些新兴产业一旦发展起来将为地方经济长远发展提供新的基础。（9月9日《经济参考报》）

　　一度时间，有一种说法称长三角地区显示经济发展出现疲态，包括民资和外资在内的大量产业资本有从该区域向外迁移或撤离的迹象。这源于去年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省企调队对“民资外溢大省”浙江596家企业作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有196家，有意迁往省外的有74家。这些数据令人感到担忧：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就此开始步入低谷，甚至导致产业空心化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随着长三角地区的土地、人工等成本的提高，制造业中的低端产业向外迁移已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目前长三角地区出现的企业外迁潮作为一种市场信号，意味着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和一定阶段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发展的临界点，走过去就可能赶上欧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走不过，就像拉美，有可能出现诸多不利状况。有学者认为，人均GDP1000美元是经济发展的转折，而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004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态势已经形成，如果产业结构得不到及时转化，必然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

　　现在，不少人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大量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向外转移或对外扩张，明显是区域经济中的“溢出效应”在发生作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已占全国20%以上，经济容量是否已接近极限？然而，如果放眼国际，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城市群对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度远低于国际发达国家城市群。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为70%。而我国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区、珠三角区、京津环渤海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只有38%。

　　基于此，受到生产惯性、技术能力、市场资源的限制，长三角地区的企业选择低端产业向外转移比转向新产业容易，加上资本都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哪里赚钱就往哪里去。当低端产业在长三角逐渐丧失优势时，就会出现外来的资本抽走资金，如果地方政府不尽快让产业升级，这个地方很快就会出现经济的衰退。然而，许多地方政府没有意识到产业升级的迫切性。当发生产业转移时，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调整税收、降低租金等优惠政策留住企业，而不是考虑如何让当地的产业升级。

　　从目前来看，长三角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也没有改变长三角的整个工业面貌，其制造业中的中、高端产业仍有着比较雄厚的基础，在科学技术和某些工业领域，长三角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具有较强的吸引外资的能力。据报道，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76家在浙江共兴办196家企业，且近年来有加速进驻的趋势。而江苏去年利用外资达13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9.2%；上海目前已经有4万家海外投资企业落户。世界500强企业中,有近一半在上海兴办企业或建立地区总部。

　　其实，长三角地区一些地方所担心的产业转移的不利影响只是暂时现象，它所导致的负面效应是短暂和有限的，旧的、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被转移出去，将为资源重新配置到新的或更高级的产业创造有利条件。因为企业外迁是一种正常的企业决策和资源合理配置的行为，政府过分干涉甚至强行堵截，反会影响投资效率。目前，上海正与江苏、浙江联手，使长三角地区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地区和利用外资区域之一。上海现有6000亿元的国企资产，政府将鼓励国内企业参与上海的国企和外企改组、改造。由此看来，长三角的投资价值仍然无可替代。在低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海外投资也将继续向长三角地区转移，这个过程起码在近年内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