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所谓制度是有粗有细、有有用有没用的，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只是建立了一个非常粗线条的制度，破绽处处都有，而一些地方政府非常乐于利用这些表面上健全、实际上漏洞百出的所谓“制度”，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化的外衣，也为应付中央的土地督察找到“打太极拳”的借口

　　17日上午,从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得知：2000年到2006年，全国因为土地违法违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是8698人，另有122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指出，土地问题上引发的腐败现象是当前腐败的一个重点，希望通过集中的土地执法百日行动遏制土地违法违规上升的态势。

　　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土地素来被视为民生之根本。按理说，不同于买官卖官的隐蔽性，土地归谁所有、归谁使用、如何使用，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成为腐败的“重灾区”。遗憾的是，这几年大小官员“栽”倒在土地上的大有人在，以至于有纪检干部感慨：土地腐败已经与国企改制腐败、重大工程腐败并称为“当代中国三大类腐败”。

　　表面看来，之所以土地成为腐败重灾区，是因为土地开发处于“权力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双密集地带——既是房地产开发商疯狂敛财的有效途径，也是地方政府谋求地方财政利益的有效手段，再加上失地农民抗争的乏力、土地审批过程的信息不够透明，为官员权力寻租留下了巨大空间。土地成了唐僧肉，各位护法的徒弟又无力保护，实际上大家是眼睁睁看着这块“肉”被不断侵蚀的——更可怕的是，由于获利的巨大与代价的低廉不成比例，虽然查处了一批官员，却是前“腐”后继。

　　我们不乏现实可用的制度，也不乏中央土地监察部门“百日执法”的干劲，在土地监管问题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征用制度已被滥用，土地审批制度效果有限，而土地监督仍然难以操作。由于没有整体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集体土地被“低补偿”的情况屡禁不止，农民土地权益无法保证；由于地方政府的趋利化以及审批土地利益的“部门化”，滋生了审批者“权力变现”的思想，使得土地审批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增加成本的“帮凶”；由于土地监察缺乏法定的强制措施，多数违法行为付出的代价非常小，处罚等待的周期过长，使违法用地的惩处显得过于乏力。

　　这既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留下了“作为”的空间，更是为他们挖下了一个个陷阱：几年来近万人掉了下去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本的问题是，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只是建立了一个非常粗线条的制度，而一些地方政府非常乐于利用这些表面上健全、实际上漏洞百出的所谓“制度”，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化”外衣，也为应付中央的土地督察找到了借口。

　　从国外经验来看，无论土地制度如何，用途管制是一个简单有效的措施，也就是说，土地如何使用、征用、转换，一方面要有国家制定的严格规划，另一方面要有公开的社会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经过多年的教训之后，把制度努力着力于公开透明的监督、着力于一套严密的程序，换取体制外的监督，是一项务实之举；而解决土地腐败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征地制度改革问题，土地腐败已经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时刻，简单的制度修补已经很难发挥效力，审批制度、监督制度都需要在新的制度探索中作为整体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