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中学校长周常德为感化学生、唤回学生的向学意识，曾三次跪在讲台上为学生上课。更令人震惊的是，去年6月的一个早上，全校早操时，面对千余师生，他双手合拢重重跪下，大声呼喊：“求你们了，不要再玩闹了，好好学习！”(9月24日《海南经济报》)

　　我们的传统里，下跪从来都是一种极具道德震撼力的表达方式。弱者向强者下跪，会给强者带来沉重的道德压力；而强者向弱者下跪，无疑也向后者施加了其他方式所无法比拟的道德压力和行动感染力。我愿意将校长向学生下跪视为强者向弱者的极端表达，校长的下跪完全是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强者姿态，向在道德上处于劣势的学生施加过于强大的道德压力和感染力。

　　不过，话又说回来，下跪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立竿见影的效应，恰恰因为它是一种严重稀缺的资源。但问题是，这种表达方式，一旦被用多用滥，其所能产生的震撼效应，将随着利用频率的升高而逐渐被稀释。

　　事实上，管用一时、但无法管用一世的“下跪劝诫”，对其效果能否持久的担忧倒在其次。更关键的问题是，此举将对学生的关爱引向了一个畸形的怪圈。一个长期生活在巨大道德负担之中的人，注定无法培养起自身完善的人格。就像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因受助后未感恩而被取消受资助资格的大学生一样，为巨大道德压力所困的当事人，本能的反应是逃避道德重压，而不是迎合道德施压者的预期。毕竟，对于一个渴望独立人格的当事人来说，道德压力更像是一把杀人格于无形的软刀子。

　　我一直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不是培养一个高尚的人，而应是完善人格的培养。不管是强者向弱者施加道德压力，还是弱者向强者施加道德压力，它预设的逻辑的前提是，双方的人格是不对等的。在这种语境下，无论关爱的表达出于怎样崇高的目的，虽然不至于成为一种伪善，但可能导致作家刘墉先生担忧的那种情形：这种爱会累死人。

　　一旦对受教者施加了沉重的道德压力，即便能培养出勤奋好学者，但是，不要说让这些人将来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让他们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都是一种奢望。(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