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武汉市目前有30万精神病人，3万多“武疯子”，可是精神卫生专门治疗机构只有19家，病床不到2000张，这样的收治能力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10月13日《长江商报》)

　　由于专业的缘故，笔者关注精神病人犯罪已有一些时日。现实生活中精神病人无人送治的情况较为常见，无地收治也是其中原委之一。可以说，正是由于精神病救助机制、尤其是强制治疗机制的缺失或至少是脆弱，使得一大批精神病人长期处于无人监护、无人看管的真空状态。这几年，精神病人制造伤害案、杀人案之类报道时有耳闻。由于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系无行为能力人，因此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但对于受害的家庭而言，法律正义远不能弥补近似天降横祸的伤害。这一社会问题，经司法界、卫生界及煤体的多方疾呼，虽然广受关注也引起了一些职能部门的重视，但相应的制度推进依然步履维艰。

　　其实不仅武汉，全国各地的精神病收治场所和精神病人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居然有不是精神病人却被强制入院治疗的事情发生。10月14日的《新快报》就报道了发生在广州的一个奇案。当地一位张女士在与一家门诊部的主任发生口角后，该主任一个电话竟让一家医院派来救护车强行将她拉到该医院进行精神病强制治疗。事发后，张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法庭。日前广州天河区法院一审认定该医院两次强制治疗都没有征得张女士家属或所在单位的同意，违背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遂宣判该医院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误工费合计58455.69元。

　　对精神病人进行封闭治疗，也就意味着对病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一个正常人在住满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院里被限制人身自由，个中滋味应该不比坐牢更好受。如果医院明知当事人不是精神病人，而将“强制治疗”作为一个报复或伤害他人的手段，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民事侵权，而是涉及到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罪行的刑事犯罪。

　　由于观念、经济条件等原因，有精神病人的家庭主动送治病人的比率还很低。因此，部分精神病院在利益驱动下确有可能做出非法收治精神病人的荒唐事来。为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必须在制度上明确精神病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权利、义务，尤其是对精神病人的收治，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程序来先行认定患者的病情是否能够确诊。

　　精神病人的确诊必须由精神病专家，而不是任意由某个医生来认定。即使精神病人能够初步确诊，也应看到精神病人还有病重病轻之分，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有必要强制住院治疗。强制收治标准、出院标准等都应有具体和清晰的规范。

　　总之，制度的设计必须让真的精神病人，包括让那些因经济穷困而无法接受治疗的精神病人得到及时的救助和治疗，更应防止“精神病强制治疗”成为医院或医生报复患者的手段。这其中，政府职能的承担尤显重要。只有加大财政扶持，大力发展福利性质的精神病人收治场所，将之视为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才能杜绝精神病院基于利益驱动的“强制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