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法律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业绩最差的律师，每年也能赚到50万，有的名律师收入在千万以上。“要想赚钱就得代理经济官司”。这是许多律师的经验之谈。其实，并不尽然。专门为农民工维权的周立太律师，自1996年开始，共办理了7000多件农民工的案子。代理的案子多数也属于经济案的范畴，但是他没有赚到钱，而且一贫如洗。

　　据2007年11月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2006年，周立太深圳分所受理700多个案子，收费不足135万，而每年的直接成本就超过135万。重庆分所去年受理438个案子，收费才90多万，平均每个案子才两千多，也是入不敷出。现在，两个分所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欠渝中区地税局43万元税款没有缴，银行贷款还有七八十万。周立太自嘲：网上随处可以找到周立太的名字，到银行却找不到一分钱存款。他买的按揭车也因为没钱交按揭款，被担保公司扣了。

　　他不应该面临这样的困境，即使不能成为高收入者，起码也应该维持律师所工作的正常运转。10多年来，代理了7000多件案子，目前竟然因为资不抵债陷入生存困境，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与其说他遭受的是生存困境倒不如说是因为正义伸张艰难的困境。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选择为他们维护权利必然要受到资金(律师费)的制约，因为他们与侵害方打官司的钱很有限，甚至没有钱。周立太和他的同事能坚持到今天，支撑他的只有四个字：权利、正义。

　　企业老板恨他，是因为他“侵害”了老板的利益。某市一个老板组成的行业协会，给地方政府发文说：“工人断手是很正常的事，以前断只手我们只赔3万块钱，现在周立太跑到这里来给农民工打官司，断只手要赔几十万。如果不把他撵出去，我们就要撤资。”他们甚至威胁地方政府，要去政府静坐。在那些把农民工视为草芥的无良老板眼里，农民工断只手算什么，恨不得一分钱都不赔。可是，如果老板的手被轧断了，给30万他们愿意吗？恐怕100万都不行。

　　无视劳动者的权利，而给地方政府发文以撤资、静坐相威胁，实际上是想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轧断手不赔或者少赔就不撤资，按法律规定赔偿就撤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样的老板除了唯利是图、剥削压榨，谁敢指望他们有一点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10多年来，周立太不仅代理了7000多件案件，也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他把农民工维权纳入法制轨道，走正常程序，避免当事人走极端，缓解了社会矛盾，他的当事人找到他之后，没有一个人到政府上访。假如这上万件案子无人代理，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所以，政府应当感谢才是。

　　从周立太的困境可以反映出整个中国的司法援助困境，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在美国，穷人打官司，只需在法院填写一张专门的表格，证明自己家境贫寒，无力雇请律师，法庭便会免费委派辩护律师。正因为我们的法律援助救济系统严重滞后，才导致了穷人打不起官司，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因为资金的掣肘而陷入困境。这不仅仅是周立太的悲哀，也是法律的悲哀。(王寿臣 原题：周立太的困境就是正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