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历经“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的充分预热，保护私产的理念得到阐释张扬，越来越多的个案为《物权法》打下注脚。昨日，本报报道广州“钉子户”陆秀华，最终让地铁五号线改变了一处站点的施工方式，将明挖改为暗挖。地铁公司称，这使工期严重滞后。而面对工地孤楼，陆秀华表示，“斗到现在，我觉得我是输了”。

　　今年早前，重庆所谓“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出现，令钉子户的存在，获得了空前的舆论影响和广泛的道义支持，使《物权法》未及实施，便获得了极佳的普法效果，同时也改变了旧有暴力的拆迁模式。此次广州的地铁钉子户，与相关部门僵持长达一年半，以至于滞后地铁工期，却仍能完整存在，与此前无法无天的暴力拆迁相比，广州地铁钉子户，无疑展现了社会进步的一面。

　　然而，地铁钉子户还有比社会进步更多的解读。其中的首要问题，即在于《物权法》所释放的道义强势，能否成为保护私产的绝对理由？《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同时也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此处其实确立了两个原则：一是出于公共利益之需，可以征收私人房屋；二是征收私人房屋必须给予补偿。

　　这就确立了当私产利益遇到公共利益时，所谓保护私产，只能是确保拆迁之上的利益保护，而不能是抵制拆迁的私产保护。尽管目前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模糊，已广遭诟病，但将城市地铁建设视为公共利益，当无异议。这就使得地铁钉子户的出路，在法律上已经最终指向拆迁，而不可能全身而退。但同时，拆迁又必须是给予补偿以后的拆迁，这就使拆迁补偿的利益协商过程，成为了冲突潜伏的所在。就此而论，政府补偿过低与个人漫天要价，都有悖于《物权法》精神，无助于公共利益与私产利益的平衡解决。

　　客观上来说，广州地铁五号线为避让钉子户，将施工方式由明挖改为暗挖，确实体现为对私产的尊重。但也要看到，这种尊重，一方面源于工程施工进度的现实压力，另一方面也源于法律裁决的漫长等待。而更隐讳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放弃谈判、改变方案，将对其余钉子户构成直接的收益威吓，它暗示如果不能见好就收，钉子户也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此而言，地铁工程方的让步，显然有着更长远的理性计算。

　　因此，就目前的拆迁补偿来看，必须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建设；一种是从商业利益出发，由开发商主导的项目建设。前者的赔偿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执行，而后者只能由个人和开发商按照市场交易原则来协商赔偿金额。今年九月下旬，深圳“钉子户”蔡珠祥的私房拆迁补偿纷争，最终通过一对一的协商谈判得到解决，蔡家获得超过千万元的巨额补偿。与此次广州地铁钉子户不同的是，蔡家所在的区域，将要建的是高达88层的蔡屋围金融大厦，而广州钉子户挡住的，却是关乎公共交通的地铁线路。

　　当然，也不得不看到，目前政府主导的公共建设，迄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拆迁补偿标准，许多地方征收和拆迁补偿标准普遍较低。从长远来看，政府要避免在公共建设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钉子户，就必须适当提高补偿金额。与此同时，在协商拆迁补偿的过程中，个人也必须理性计算收益，而非漫天要价。尽管在一对一的协商过程中，“钉子户”可能因为强硬立场而获益更多，但风险同样存在，如果协商完全破裂，也将有损于私产收益。这里所展现的，是完整的市场博弈过程。从这一点讲，议价能力的高低并不单纯取决于立场的强硬与否，而广州地铁钉子户，恰恰是一个反例。(南方都市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