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

　　中国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并承诺在2020年之前，将可再生能源提高到能源消耗量的15%左右。它还确定了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但事实上，中国仍将严重依赖煤和其他矿物燃料，为迅猛增长的经济提供能源。煤仍占中国主要能源消耗的70%左右。目前在全国，一周就建成超过一家烧煤的电站。(12月7日《华夏时报》)

　　法新社近日以《中国减少用煤仍然存在困难》为题发表报道称，几年前，专家们还预测我国在几十年内不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随着迅猛的经济增长，这个时间已经迅速提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最新预测，由于人口基数大，到2009年，我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过去，我国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还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没想到，现在我国即将成为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第一大国，这无疑给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则，我国虽没有减排义务，但今后面临国际上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由于2012年《京都议定书》将到期失效，国际社会将可能启动一个新的国际机制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

　　分析人士认为，不同于《京都议定书》的是，任何一个新机制都将包括我国在内。此次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讨论最热门话题，就是温室气体减排应为自愿还是强制的问题。因此，由于煤炭占我国主要能源消耗的70%左右，今后将会受到更多的国际监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将成为我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目前中国生产价值10,000美元的商品，消耗的资源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另外，使用媒炭作为燃料的污染后果十分严重，全世界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而其中污染最厉害的4个城市，都位于产煤大省山西。因燃烧煤炭而排出的二氧化硫，占全中国总排放量的90%，排放的粉尘占全国的一半。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严肃的减排任务和尖锐能源需求之间，控制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对于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我国要绕过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谋求发展是不现实的。我国需要调整其发展模式，尽早进入与国际社会的和谐共处阶段。因此，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抑制住矿物能源消耗的急剧增长，无疑将是对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和智慧的考验。

　　2007年6月初，我国公布了第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宣布将在2010年前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耗的能源削减20%。然而，我国经济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到2020年，我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目前的3.5倍。当前，我国巨大的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有大量的能源支持。对此，我国除发展核电、水电、风电等外，在经济发展不会大幅降速前提下，还应采取两项措施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首先，我国将限制高耗能、高排放的产品出口。例如，钢铁产业就是高耗煤产业。我国可以鼓励钢铁进口来取代钢铁出口政策。我国也许可以先从出口产品开始征收碳税。二氧化碳既然是由于消耗化石燃料所致，那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向与我国降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能耗的目标是一致的。采取这一措施将会有效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其二，在城市建设方面，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能有效发展和支持环保的生活方式。在我国的发展中，还没有看到一个好的都市化战略。国际上有很多可供借鉴的城市化经验。我国是有能力建设世界上最有效也最宜居城市的。然而，目前的城市化似乎只是成了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获利的基础。建设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是能获利的。但是，一旦开发房地产获利主导都市化发展的每一步，这将使城市建设难以实现即环保又宜居的目标。

　　应当说，我国的发展是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趋势。在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今后我们仍有更长的路要走，这也将是对我们的“中国特色”发展的考验。节能减排、结构调整都是可行的解决方式。即使还不能做到真正意义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完全能通过更多的使用可再生能源和非矿物能源，做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抑制矿物能源消耗量的大幅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