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

　　被干部群众称为“上海第一秘”、“一个月区长”的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是一个秘书弄权、带“病”提拔的腐败典型。经司法机关认定，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万余元。12月20日，吉林省高院对秦裕腐败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判处秦裕无期徒刑，该判决为终审判决。(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带病提拔”并非今日才有的话题。近年来落马的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孟庆平、张国光、张宗海、王昭耀以及“五毒书记”张二江、“三光书记”林龙飞、“三玩市长”雷渊利等，无一不是“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的巨贪。在这些贪官身上，提拔重用的速度有多快，腐败的步伐就有多快。而最近曝光的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等多起“带病提拔”案例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那么，像秦裕、侯伍杰、何闽旭之流，本来早已“腐迹斑斑”，为何能躲过一道道“X线”，闯过一道道关口，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愈腐愈升呢？

　　秦裕出事前，他的问题在上海干部群众中就多有非议，一些干部还对他非常反感，没想到他不但没有受到组织上的及时处置，反而被提拔成了正局级干部；侯伍杰早在1995年就因在北京嫖娼被警方抓住，针对他的群众举报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他却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常委兼任太原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何闽旭早在8年前就已“病入膏肓”。那时，浙江省丽水地区发生了一起“贪官整清官”案件，而贪官背后的保护伞正是时任丽水地委书记的何闽旭。但遗憾的是，贪官受到了制裁，何闽旭却侥幸漏网，交流到了安徽省池州市任市委书记，并于2005年6月升任为安徽省副省长……

　　“带病提拔”成为官场潜规则，除了一些腐败分子善于“包装”、“唱功”特别好之外，与用人上的“一言堂”大有干系。在一些地方，一个干部只要获得“一把手”的提名，进入干部任用的正常程序，一般都是一路绿灯，组织部门只不过是具体操办而已，即使有人对干部存在质疑也常常会保留自己的意见选择服从。“上海第一秘”的边腐边升，可说最具代表性。据报道，2005年下半年，中纪委领导曾经找过陈良宇谈话，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面有问题，要求其选用党性强、作风正派的同志当秘书，但陈良宇却在多个场合夸奖秦裕，称他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干部。有了陈良宇的保护，秦裕便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了。

　　解剖一下秦裕、侯伍杰、何闽旭这几只“带病提拔”的“腐败麻雀”，对遏制用人腐败不乏导向意义。愚以为，要使“带病提拔”现象寿终正寝，需要通过建立健全从权力运行、权力保障到权力制约的制度体系，来加强对“一把手”用人权的制约和监督。同时，需要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落实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一旦出现“带病提拔”问题，需要严肃追究用人失察责任，努力克服权力与责任脱节，用人上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无法追究的现象。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初始提名责任人”这个牛鼻子，像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那样实行“四不放过”，即不查清“带病提拔”中的猫腻(推荐、考核、审查中存在的问题)不放过，不确定“带病提拔”的性质(是用人失察还是买官卖官)不放过，不处理“带病提拔”的责任人不放过，不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措施不放过。如此层层追责，方能从源头上堵住“带病提拔”的黑色通道，改善官场生态，减少和避免出现新的秦裕、侯伍杰、何闽旭这样的巨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