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串亲戚乘地铁出行，花两元钱绕北京城走了大半圈，途中时间比过去减少一半，着实感受了一回地铁票价降低带来的实惠。过去坐地铁，票价3元、4元、5元不等；如今坐地铁，不论距离远近和换乘次数，一律两元，并且线路更多了、站点更全了，出行也更方便了。

　　修地铁不是件容易事，投入大、周期长、成本高。同时，在道路资源紧张、地面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选择坐地铁出行的人越来越多。无论以成本计，还是从供需看，地铁都有进一步提价的理由。

　　可是，北京的地铁票价不涨反降。表面看，不合理也不合算。其实，这里面有一本更大的经济账。

　　这本账的实质就是企业收益与社会效益以及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对比问题。地铁多了，票价降了，对地铁公司来说，投入的建造成本增大，票款收入减少，企业收益下降甚至亏本。但对整个社会来说，便利的地铁轨道交通网络，便宜的出行成本，人人都可以从中受益；同时，也方便了人们外出工作、休闲、购物，人员流动加快了、社会消费增加了；此外，地铁分流了其它交通工具的压力，减少了汽车尾气排放、节约了大量环保费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的收益比地铁提价所带来的企业收益不知放大了多少倍。当然，地铁公司收益减少或者亏损的部分由政府“埋单”，政府支出增大了；但是，由于整个社会受益，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其它方面的税收等增加远远大于这方面的支出，实属“明亏实盈”。

　　这样一算，地铁降价还是很值得的。经济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外部经济”。与它相对的，还有一种现象是“外部不经济”。君不见，那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污水横流的作坊、滥采滥伐的矿窑森林……肥了企业短期利益却亏了国家、危害社会，企业收益与社会收益、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在另一个方向上大幅背离。

　　不管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市场在这方面都可能“失灵”，都需要政府出面进行调节。对于前者，政府要通过减税、补贴等方法发挥对相应产业的促进作用；对于后者，政府则要通过税收甚至行政管制等手段来进行限制。

　　就城市公用事业来说，外部经济效应比较明显，政府应义不容辞地把责任承担起来。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公用事业都是亏损的，都由政府进行巨额补贴来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甩包袱”，将一些关系社会公益和百姓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一味推向市场、不再过问，号称“找市场、不要找市长”。而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想方设法推动一轮又一轮涨价。最终，被政府甩掉的“包袱”，都沉重地压在了全社会的身上，造成社会的不和谐，给政府增加了更大的管理成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集中体现在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4个方面。此次地铁票价的调整，北京市政府主动“背包袱”，财政补贴几近翻番，政府公共财政的阳光再次洒到每个公民的身上。两元票价让我们看到，政府在社会公用事业上算大账，是站在全局，看得长远，经济上非常合算，社会效益也十分可观，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各类公用事业上算大账，这既是关注民生，也是政府的职能，更体现政府的本质。(韩景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