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

　　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逼近4万亿元，2007年则一举突破5万亿元。而199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才仅仅4000多亿元。按理，收入基数越大，增长的空间应当越小，增长的比例也应当越低。可是，近年来，收入基数越大，增长比例反而越高了。面对这种超常规的收入增长现象，有关部门的解释是，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征管力度的加强。专家则把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称之为琢磨不透的“魔方”。是喜是忧，值得深思。

　　首先，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是否有与民争利的嫌疑。一般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长，应当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虽然在某个年份，受特定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不太一致的现象，但就较长时期来说，两者应当基本一致。但是，从1994年以来，已经连续15年财政收入远高于GDP的增长，也远高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这是否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与个人的收入分配出现了偏差，分配过度倾向于政府，而侵占了老百姓的利益？政府有与民争利的嫌疑呢？

　　其次，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是否是政绩变异的结果。按照有关部门的解释，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征管力度的加强三个方面。那么，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到底是如何推动财政收入如此快速的增长的呢？如果说是经济增长带动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那么，按照经济与税收的关系，财政收入的增长，最多只能与GDP增长同步，而实际情况是，财政收入增长连续15年远高于GDP增长，2007年更是高出20个百分点，那么，高出GDP增幅的部分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不是政策调整带来的呢？事实上，近几年来，在税收政策上，促进增收的政策非常有限，除消费税、印花税、资源税等几个税种外，并没有更多的增收政策出台。相反，倒出台了许多减免税政策，如给东北老工业基地免税、各种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增值税抵扣办法调整等，也就是说，政策调整对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也很有限。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征管力度的加强。如果说刚刚实行分税制时，由于受承包制的影响，“藏富于民”的现象比较突出，企业欠税现象也很严重，加大征管力度，大力清理欠税，能够有效地促进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是，经过十多年的清收，各种欠税早就清光了，加强征管力度，征什么？、管什么？什么样的征管力度能够让财政收入如此增长？有没有“政绩”在作祟？有没有地方政府把政绩目标由GDP转向财政收入的原因？因为，企业税负过重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强烈，个体工商户由于税负、费负太重而逐年下降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寅吃卯粮、预征等现象在一些地方也比较严重等。

　　再次，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是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近年来，单纯为了“政绩”和GDP增长数字，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环境遭受巨大破坏，资源受到严重浪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威胁，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受到一定影响。那么，在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这样的问题，是否也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呢？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在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得利于那些破坏环境、消耗资源、影响老百姓生活的行业和企业，如高消耗、高污染企业。从表面看，近年来的财政收入是高速增长了，政绩有了，想花的钱有了，想办的事也可能办了。但是，由此而留下的隐患、问题、后果，可能不是几万亿资金就能够解决的。

　　科学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对某一个方面的异军突进不仅不应盲目欢迎，反而应该从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全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审视和评判。只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门类、各个部分都协调起来，步调一致又各有侧重，相互配合而共同进步，这样的发展才会是真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和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我们追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