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政协中共组小组讨论对外开放，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王玉庆表示，环保总局将升级为“环保部”，这表明国家对环保的重视。他说，在这次改革中，由局升为部的不多，环保总局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这样，环保总局将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可以更多地参与国家的综合决策。而且，把环境问题纳入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中，也更有力量，更方便。(3月10日《京华时报》)

　　在环保总局升级为“环保部”的“喜庆”里，我们自然而然的想起几天前的一则“下跪”新闻。山西临汾尧都区魏村镇吴家庄中心小学附近，一家非法化工厂肆意排放含苯废气和废水，导致该校学生和吴家庄村民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痛、恶心等症状。当地村民集体下跪，要求工厂停产。这种极端形式的公民维权方式，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突破环保公共治理困境，已经时不待我。

　　如果说“下跪”还不足以说明这种困境的严重程度的话，那么还有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和数字：三分之一的中国地区降过酸雨、七大中国河流中有一半污染严重、四分之一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三分之一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只占不到20%的少数……联想到去年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的灾害天气，比如重庆、济南等地的暴雨，南方一些省市依旧的水灾，洞庭湖的“人鼠大战”，太湖、滇池、巢湖等水资源蓝藻的接连暴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无锡水危机等事件，都让我们期待无论是从工作力度上，还是从整个治理思路上，环保部门都需要“动真格”了。

　　环保部门级别升格，虽然不是万能钥匙，不能承担起当前环保这一公共治理命题的所有之重，但是这种升格却给公众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环保问题已经成为确确实实“升级”，公共管理部门已经直面这种困境，并勇于突围。级别升格，职能及工作力度自然也水涨船高。而这，也正是公众对于环保总局升级后顺理成章的欣喜与期待。在去年，总局副局长潘岳曾经声称：“流域限批”已是我最后一招。由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只剩最后一招的环境保护工作，将因为级别的升格，而迎来整个环保公共治理工作的“柳暗花明”。

　　当然，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到，级别的升格，仅仅是第一步。在此，我们不能不重提一个术语：“钱穆制度陷阱”。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越容易失去效率。 “钱穆制度陷阱”告诉我们：有效的体制并不是机构越多、规格越高越好。而现在，环保总局升级为部，我们也不得不对于这个“陷阱”及早的有所防范。

　　更应该看到的是，笔者认为环保治理应该是一个融合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和公民参与的多向度公共事务。从级别升格上，解决编制、职能等“硬件”问题；从考核体系上，解决干部环保动力不足的“软件”；再次，民间百姓“跪求”治理当地污染的事例，彰显了民间环境权利意识和公民参与热情的日益高涨。所以，如果能从“官”与“民”这两个方面同时抓起，才可能将是化解“环保困局”的终南捷径。对于这条捷径的求索，也许是环保总局“升级”之后，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升级仅仅是个开始，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石子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