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的经济数据，CPI增长达到了8.7%，我国的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物价上涨关系到国计民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以较大的篇幅对通胀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提出了全面治理通胀的措施。报告明确指出，要把“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要“考虑到居民、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努力避免物价涨幅过大”。目前推动我国价格上涨的因素较多，控制物价上涨的难度加大。因此，对于价格上涨原因的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

　　总需求主导通货膨胀

　　从去年4月CPI同比增长4.4%开始，中国经济结束了近三年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的趋势。这一轮物价的上涨，原因确实是很复杂的，有总需求推动的因素，也有总供给拉动的因素。总需求推动的主要动力是：过度的投资，过大的贸易顺差，过剩的流动性，特别是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其他原因的根源。总供给拉动主要是要素价格上升，比如工资上涨，石油价格上升，粮价上升对食品成本的拉动等。总需求的推动则使总需求曲线右上行，总供给的拉动型使总供给曲线左上行，结果都是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总需求推动型与总供给拉动型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不一致之处在于，总需求曲线右上行使价格水平和用GDP描述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步上升，也就是所谓“高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形态。总供给曲线左上行使价格水平上升而总产值下降，就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高通胀低增长”的所谓“滞胀”经济形态。

　　目前，中国经济在通胀上升的同时仍然继续保持高增长，说明近期通胀预期的变化，成本拉动的成分相对较小。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增长一直小于CPI增长也可以看出，能源、矿石等等原材料价格涨幅低于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游产品价格也没有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的压力，进一步显示目前通胀水平的增长不完全是成本拉动的通胀，总需求可能是推动通胀水平和通胀预期上升的主要动力。

　　因为认识到目前我国总需求对通胀的影响大于总供给影响。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9项措施，再加上紧缩的货币政策，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鼓励生产增加供给，对总需求推动的通胀是有针对性的。相信经过必要的实施和执行过程，我国总需求主导的通胀压力会得到有效缓解。

　　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

　　2008年，可能要加倍关注要素成本上升对通胀拉动的影响。我们注意到两个现象。

　　首先，2月份的PPI已经同比上升到6.6%。去年CPI从4月开始一路攀升至6.9%。PPI却一直在2.5%到3.5%之间徘徊。去年PPI最高是11月的4.6%。也就是说，去年在通胀上升的过程中，上游的成本并没有对最终消费价格产生上升的压力。这也支持了我们上面强调的这一轮通胀是以总需求推动为主的结论。但是，今年一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CPI达到7.1%的同时，PPI蹿上6.1%的水平，几乎是2007年同期PPI增长的2-3倍。统计局周一公布的2月份PPI达到6.6%。上游投入品价格上升较快，理论上一定会在一段时间后传导到最终消费价格上，对通货膨胀产生成本拉动的压力。美元的持续贬值，价格与美元挂钩的大宗商品，包括石油，钢铁，铜，矿石，粮食等等，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或高位运行。这些在下半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高价格的能源、原材料输入，PPI可能持续走高，而PPI对通胀的成本传导的压力加大，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上升。

　　其次，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资上涨是必然的。我国经济连续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与劳动力红利有很大的关系；出口产业的迅速扩大，也应该得益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近几年经济的两位数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等等高于GDP的增长，工资呈上升趋势是必然的。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也显示了工资上升的压力。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从保护劳工权益的角度做出的各项法律规定，使工资增长的预期加大。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通胀预期高的环境中，工资上升是通货膨胀的刚性因素。而在目前我们的通胀环境中，工资上升可能从要素成本和消费两方面推动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由于国内外的要素成本都有上升的趋势，所以我们应该高度关注有可能推动通胀上涨的成本要素，包括国际市场高价格原材料价格输入型通胀和工资成本上升的刚性要素。

　　防止成本因素的“接力效应”

　　2008年上半年，由于去年价格上涨对今年价格的翘尾影响，年初风雪和农历春节需求上升的临时因素，加上一些调控措施的周期并没有完成，CPI的数据应该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下半年，这些临时因素消失，调控措施到位，一些加大力度支持的农产品生产周期完成，特别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累积效应的显现，相信我国总需求拉动的通胀可能会得到控制。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要素成本上升拉动总供给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可能会“接力”总需求推动的通胀水平的下降而成为主导通胀上升的新驱动力。特别是当成本拉动的价格水平上涨“接力”总需求推动通胀的时候，非常容易抵消我们正在采取的通胀治理政策组合的作用和效果，使人们觉得政策无效。当然，我们不是说半年以后再关注这些要素成本的上升带来的影响，因为这个“转接”过程，或者说“演变”过程，不会如此被清晰地划断。

　　治理成本驱动的通胀，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治理输入型通胀的结论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可能并不成立。因为这个结论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没有被满足，这就是“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全球大宗产品价格是稳定的，人民币升值对降低国内的PPI，进而降低PPI的传导压力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特别是美元不断贬值，能源、粮食价格不断大幅攀升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只不过使这些进口产品的人民币计价有所下降，而不是价格的下降。如果国际价格继续上涨，按人民币计价的价格也会相应上涨。在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有诸多变数和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相对价格的作用不仅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可能带来其他的负面影响。但是目前可能是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合适时机。

　　比较可行的措施之一可能是刺激内需来吸收工资的增长部分。而贸易顺差减少增加的国内供给，可以使增长的工资的消费支出不至于推高价格。而因为生产成本的增加而减少的利润，也有望在更大的市场规模中得到补偿。

　　总之，从现在开始，在治理以总需求推动为主的通货膨胀的同时，有必要密切关注总供给拉动的价格水平上涨，提前制定防范措施，防止通货膨胀的“接力赛” 。(左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