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反铐双手的记者显然并非“违法犯罪分子”，更没有“可能脱逃、行凶等行为”。当事警察如此随意使用代表国家威权的警械，违法已是确凿无疑。

　　3月17日凌晨3时许，南方都市报两名记者在深圳市罗湖区文华花园采访一起跳楼事件时，遭到现场两名警察辱骂、威胁、推搡和殴打。其中一名记者被一警察反铐双手，后又遭“锁喉”。(3月18日《新京报》)

　　就是这么一宗看来简单的事件，多家媒体关注此事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了，然而从民权保障的角度察之，舆论对“深圳警察打人”的“高度关注”又理所当然———如果执掌国家强制力的警察权不能被驯服在法治的“笼子”里，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就会都生活在恐怖之中。

　　根据“木桶原理”，决定木桶容量的并非长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板。同样，一百个好警察以其卓越的言行在公众心中日积月累起来的好形象，一个坏警察的一次滥权伤民就可能毁之怠尽。

　　问题在于，我们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警察不滥用权力。我们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制度。比如手铐的使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8条中就有明确的限定。只有当警察在执行任务时，“遇有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方可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在深圳的个案中，被反铐双手的记者显然并非“违法犯罪分子”，更没有“可能脱逃、行凶等行为”。当事警察如此随意使用代表国家威权的警械，违法已是确凿无疑。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警察队伍里出现极少数的害群之马并不意外，也不足惧。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上及时践行责任追究，并积极校正因个别警察滥权而带来的伤害，就能够还信于民，获得谅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的错误矫正机制是保证警察形象的关键。

　　针对警察的诸多立法中，其实并不乏禁止性规定，行政层面的“三禁令”，“九卡死”，“外树形象，内树素质”等运动在各地警察机关也从未中断。但从制度设计的层面看，再多的道德宣教也无法替代法律责任。而在我们的制度中，恰恰具体而细化的责任机制相对缺乏。比如上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虽有“法律责任”的专章，却只有两个条款，其有一条还是有关参照《国家赔偿法》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

　　另一条则规定，“当人民警察违法使用警械、武器，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要以“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前提，这样的法律规定失于宽松，对少数警察滥权的约束力明显不足。

　　各地屡次出现类似事件，足以令各级公安机关警醒，如果对警察滥权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严肃查处，一些地方的警民关系也许真的会从鱼水关系发展到势同水火。□王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