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据官方统计，到目前为止，高院驳回的死刑判决比例达到15%。3月10日上午，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作的工作报告。中国法学家刘仁文称：中国法律界其实已就废除死刑达成了共识，但民意是反对这么做的。(《新快报》3月18日)

　　我以为刘仁文的话未免有武断之嫌。首先，“民意是反对这么做的”，有一个基本的民意数据调查么？即使有，是由什么样的独立调查机构完成的？其样本具有多大覆盖面及典型性，是否保证了社会各利益群体意见表达的全面性？如果没有足够权威的数据支持，“民意是反对这么做的”就是僭越民意之论。

　　何况，“中国法律界其实已就废除死刑达成了共识”这句话，也隐含了对法律界专家学者的民意主宰。在笔者的记忆中，有关法律界关于“废除死刑与否”的争议多次出现，争议激烈程度之高，双方分歧之大，都让人感觉到废除死刑与否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量刑标准问题，更是包含传统生命价值观、社会正义论以及司法理念等一系列深层次内涵的复杂命题，确实需要司法界人士从各个角度来平衡国情与“国际标准”、民意与“专业意见”的关系。“中国法律界其实已就废除死刑达成了共识”把所有专家的分歧消弭，捆绑在一起形成集体性阐释，显然以偏概全。

　　更令人不安的是，“法律界赞同废除死刑而民意反对”这句话，属于传统的精英表达模式，即发言者拥有强烈的知识优越感，并且在潜意识中将这种知识优越感转化为道德优越感，一旦出现自我意见与民众取向的差异，就先决性判断民意存在思维简单、流于情绪化而缺乏足够知识架构，并自认为只有知识界(其实是“代表”知识界的“我”)才具有对问题本质的真知灼见，从而占据了话语权高地，以不容置疑的高傲姿态轻待民意。

　　“民意反对是因为他们不懂”的知识傲慢，容易造成精英与大众的意见裂痕越拉越大，因为精英一开始就将自身放置在绝对真理化身的角色定位上，认为反对意见越大越能凸显自我的独特价值。精英们在指责所谓民粹主义的同时，也不自觉陷入了“知识万能主义”的狂妄情绪中。

　　由于以上成见的存在，中国许多知识精英、企业精英乃至政治精英(即政府官员)，往往不善于将自身所掌握的资源运用于向民众提供善意表达，运用专业技术消除双方分歧，提供更可行的解决之道上，而是恰恰相反，将资源运用为动辄对民意批判的武器，并且从“批判的武器”上升为“武器的批判”，即钻入技术思维工具化的死角，总是用所谓的信息不对称、知识结构差异，去打压民众表达中的“盲目”、“低层次”，结果自然遭到民意的反弹，无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

　　可以预见的是，刘仁文的话一经披露必然会在民间引发轩然大波，民众会表达强烈不满。但刘仁文在有所预见的情形下依然坚持如此表达，可见他内心深处隐含了对民意的不在乎。其实，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在目前的两会期间时有反映。一些企业家代表委员、专家学者代表委员乃至政府官员代表委员，往往语出惊人，提出与民意截然相反的观点，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坚持真理”的自负，另一方面即是在现有政治环境中，民权赋予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民众与精英的平等对话、公开博弈平台尚未建立，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精英必然会凌驾于民意之上。

　　这就是我们需要彻底反思的，如何防止类似“法律界赞同废除死刑而民意反对”之类的对立性表达，不将精英与民意人为割裂，不造成公共决策及话语空间完全偏向于强势群体，政府还需在制度建设上多加努力，任重道远。(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