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文秘专业的何老师，两周前要求学生写一份“打劫银行”的计划书，称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学生们则普遍反映作业题有创意，能从中得到启发。(3月20日《信息时报》)

　　不必泛道德化

　　对这份具有想像力的作业，他的学生们普遍感觉“有创意”，“能从中得到启发”，有不少学生网民甚至流露出钦羡之意：“我怎么没遇到这样的老师？”这至少说明，何老师是坦荡的，学生们是认同的，双方都没有把这份作业与“犯罪”联系起来。如果我们非要把这份作业泛道德化、甚而大张挞伐，首先不答应的，是他的学生们。原因很简单，我们太过轻视了学生们的主体性，无礼地把他们视作一个个毫无是非判断力和道德意识的、被老师的“魔弹”一击就倒的“活靶子”。

　　我们的眼睛不能老是盯着“打劫”两个字，而看不到“计划书”，更不能动辄就抄起道德大棒睥睨众生，却看不到课堂上热情洋溢、心怀坦荡的讨论。当事者很放松，有些人很紧张；当事者心里很明亮，有些人却感冷风阵阵，如临大敌。到底谁心里“有鬼”，实在很难说。(张若渔)

　　“创意”还是教唆犯罪？

　　笔者是大学的法学教师，也许是专业特点所致，看到这则新闻后，脑海中一个概念挥之不去，那就是“教唆犯罪”。

　　任何教育都有一定的导向性。“打劫银行”不仅在我国《刑法》中是重罪，而且在其他各国也都是严厉打击和禁止的行为。那么，在我们的大学课堂上，竟然由教师要求学生制订一份“打劫银行”计划书，而且还公然研讨如何才能使之更完善，这符合教育方针和教师的教书育人定位吗？按照这样的逻辑，岂不可以让学生制订一份犯罪计划书，让他们思考如何反侦查、如何逃避法律制裁，才能锻炼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能力？

　　即使同样针对“打劫银行”，为什么不能让学生制订一份处置打劫银行的计划书呢？难道只有计划“打劫银行”才能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处置“打劫银行”就不能吗？(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