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叫人难以忘却的参政党领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回望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他说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民建中央九大闭幕式上，他做了一个演讲，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国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_(3月21日新华网)

　　从政11年践行了报国诺言，不虚此生没遗憾，这个自我评价很明了，很平实，很坦然，不张扬，实在难能可贵。透过这句话，让人们进一步认识了成思危的人品与官品。

　　成思危当了11年民建中央主席，10年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般来说，如此长时间就任高官高位，一旦要退下来时，心情会是很矛盾的，然而，成思危却是另一番心情。他说，这是自然的事，某种程度上是件高兴的事——就职务对应的责任而言，如释重负。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说此话时是那么的淡定和从容。就凭这点，能不让人敬佩吗？

　　“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品品成思危自拟的座右铭，会让人更加了解他的为人为官品格。作为官员，他尊重组织意图。他在许多场合说过：“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民建会员，从民建中央主席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一步都打上了组织的烙印。而“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的奋斗经历，反衬了“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朴实与谦逊。而他的“四多四少”座右铭，则是他对自己称谓“一个学者型政治家”的诠释。

　　从“四多四少”座右铭，会让人理解他所具有的学者执拗的特性。在我看来，他的这种执拗，最为明显的就是讲真话，讲实话，讲民话。

　　讲真话，他毫不忌讳。比如，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他强调要解决法治和人治的矛盾。他指出，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在提出依宪治国的论述中，更提出首先是“依法治官”、“依法行政”。“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地实行依法治国”。“违宪是最大的违法……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如果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这的确是真话，抓住了“依宪治国”的核心和关键。有了宪法又不实行依宪治国，我们的“依法治国”也就只能是一种空泛。无视宪法，法治何兴，权力也就必然在社会生活中肆无忌惮张扬，无法无天，滋生腐败现象，甚至“前腐后继”。难能可贵的是，在民间社会质疑他没有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时，他依然故我地说，不忌讳。

　　讲实话，他直来直去。比如，在资本市场管理上，他“不赞成经济学家大量担任独立董事”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家对企业管理、企业的一些猫儿腻不清楚，管理学家清楚”，这说的是实话。他还进一步做了剖析“独立董事的聘请，都是大股东请的，请的是好朋友或支持他的人，就容易站在大股东一边说话”存在的一些毛病：并建议独立董事的资格要抬高，等等。如果他顾及学者之间的名利，肯定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和建议，毕竟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同属知识分子一个战壕。而他所以讲实话，想的不是局部利益，而是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利益，为的是让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他希望专家学者能够用科学的态度说话，“尊重领导但是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但是不迁就现实。”在承受批评和责难时坚持而不灰心，同时正确处理好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可见，成思危不光是作学问，更是想着所做的学问能对发展有用。

　　言为心声。敢讲真话实话，是一种人品，也是一种官品。成思危所以敢说“不虚此生没遗憾”，是因为他从政这些年，始终没忘他的座右铭，并且忠实践行报国诺言，也因此，他官做得坦然，除了工作，没有其他思想负担。与成思危相比，我们有些官员、学者就明显地缺乏讲真话实话的精神和勇气。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就连一些学者专家也学得虚伪、浮躁，不敢讲真话实话。当这样的官员和学者退休时，恐怕没有说“不虚此生没遗憾”这句话的底气。为官要想“不虚此生没遗憾”，请向成思危学习。(久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