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整整30年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的公车制度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情况反而是日甚一日。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公车的数量不但越来越多，车子的档次也越来越高，甚至越来越豪华。根据前几年有关数据，当时我国大约共有350万辆公务用车。而且即使是在公车改革开始进行的这15年中，其数量仍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公车的不合理消费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公车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早在几年前，就有我国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那么，现在的公车消费以及一些地方因公车改革而发放的“车补”，应该远远超出3000亿元这个数字。据此有人指出，中国公车消费已经超过国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开支的总和，是国防开支的两倍。公车的大量存在，不仅不合理地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造成一系列其他的弊端。

　　在评论中国改革的时候，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的时候，人们经常提到这样一个判断，即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就在于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真的可以完全用渐进式改革来概括吗？现在看来，对于这个在若干年前已是定论的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不确定。不错，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渐进式改革及其成功的例子，但在这30年的改革史上，越是靠近后半段，越是难以用渐进式改革来概括，或者貌似渐进但却是失败的例子就越多。以这里的公车改革为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称之为渐进，相关政策的制定者也总是告诫人们，这样的改革不能急，只能慢慢来。但结果却是这样的现状。

　　然而，另外的一些改革，则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称之为渐进式改革。比如国企改革中部分职工的失业下岗，无论是按照时间标准，还是按照补偿标准，或是按照其他的什么标准来衡量，则都可以称之为激进式改革，甚至可以称之为相当激进的改革。这项改革的激进与公车改革的渐进，无疑形成鲜明的对照。再比如，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人们也呼吁了很多年，而且在实践中可以看出，没有这项制度，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但直到现在为止，有关方面的回答仍然是“条件还不具备”。而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所要求的条件较近似的高收入者的收入申报(确切地说是高收入的工薪阶层的收入申报)，却能够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进，甚至是当年制定政策，而相关对象还完全没有记录自己当年收入的情况下，就立即加以实施了。

　　在最近这些年，我们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凡是涉及减福利的，都非常神速，而凡是涉及削特权的，都进展缓慢。原因何在？就在所涉及的对象不同。就此而言，改革中的更实质问题也许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是有无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公众的参与能不能影响甚至决定改革的进程。在前两年反思改革时，人们就提出了参与式改革的问题，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对改革命运攸关的问题了。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点位上，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的新的背景，新的制约条件，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而公车改革，无疑会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孙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