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日前的一则报道说，全国总工会2007年第6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26.7%的普通工人，在过去5年内从未增加过工资。高管收入在“跑着涨”，员工收入在“爬着涨”，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涨。

　　而3月10日的《报刊文摘》则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兄弟在同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哥哥是企业领导，弟弟是一线工人。一天，弟弟气冲冲地找到哥哥质疑：“你们这些企业领导怎么说瞎话呀，不是说职工人均年收入4万多元吗？我咋每月只1000出头呢？”哥哥无奈地回答：“职工人均年收入4万多元是真的，你一个月收入1000出头也是事实，只不过你差的那部分我拿了。”报道还说，在这家工厂，班组长以上的人员工资总和占全厂工资总额的90%。

　　这两则新闻促使笔者发出长久萦绕在心底的一些疑问——

　　第一，一向听说如果不实行年薪制，高管们(本文专指国企高管)的业绩与报酬就不成比例，不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那么，高管们和市长、省长、部长们相比，谁的贡献大？高管们年薪高达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市长、省长、部长们该拿多少万？第二，如果仿照高管们的年薪制，那1973年发明杂交稻、“养活7000万人”的袁隆平应该从增加的产量中拿多少提成？第三，一向还有一个说法——外国的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执行官年薪多少多少万，折合为人民币多少多少万，中国高管要与世界“接轨”。那么，这些外国高管所在的企业是私有还是国有？如果企业性质不一样，为什么中外高管的报酬要一样？还有，如果说国企高管的报酬要与外国高管的报酬“接轨”，中国工人的报酬是不是也应该和外国工人的报酬“接轨”？第四，政府多年来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那么，高管们的年薪制以及年薪水平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代表大会批准了吗？

　　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如果仍然只有极少数人有消费能力，并拥有过剩的消费能力，绝大多数人消费能力很低，少数人甚至没有消费能力，就必然产生“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问题，就必然在下一轮经济循环中抑制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3月18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主要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明显，只有把基尼系数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大部分人都有相应的消费能力，才能使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实现动态平衡，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王开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