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勇气祭奠死去的文化，才有可能唤回濒死的文化，阻止走向死亡的文化，给民族保留一些文化的原创性和多样性。

　　马上就要到清明节了，这是实施新休假制度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因此，中国各地也会产生许多“制度化”的祭祀活动。从陕西到山东再到河南，各省对于产于本省的名人、先祖们都开始进行公祭活动。其内涵、形式和目的，引发了公共舆论空前热烈的讨论。

　　在我看来，黄帝、炎帝、孔子以及诸多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独立过程中“前赴后继”的先贤、先烈、先驱、先祖和先知们，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即便不祭奠，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也都在我们的教科书、电视剧或者互联网上继续“活着”，不会从中华文化记忆中消失。

　　然而，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是幸运儿。

　　翻开中国的近代现代史，战争、自然灾害、帝国主义入侵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偏执，都产生过致命的文化杀伤。比起这些巨大的文化符号或者文化巨人来说，我们的文化中消失的那些内容、形式遗产，其实并不少。在这个清明节到来的时候，与其祭祀那些“活在我们心中”的文化先祖，不如悼念一下在现代化进程中“死掉”和将死的文化形态。

　　从文化发展上看，短短百余年的时间，有意或者无意的文化杀伤，导致了大量中华文化物质传统或者非物质传统的消亡。举个例子来说，还有多少人记得西域三十六国作为中华文化外围一部分的历史。而在斯文·赫定、斯坦因的疯狂挖掘之后，今天的丝路文化遗产，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如果没有敦煌莫高窟，恐怕我们都不知道佛教艺术的珍馐；如果没有居延汉简，恐怕我们都无法还原我们祖先的真相，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什么身份堂而皇之地祭奠我们的文化老祖？

　　其实这种现象并没有结束，冯骥才所担心的文化另一半“非正常死亡”还在继续。今天我们热烈讨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也正处在抢救性整理和发掘的边缘。就连丽江这样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的名胜，其历史遗产东巴文字也正在濒临消亡的边缘。作为文化大省，从1984年至今，山西省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更不用说女书、东阳花鼓、广西铜鼓这些边远地区的文化形态，或者乞巧、端午、嫁聘等文化仪式。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也承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想象的共同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化上的共同想象有着极为丰富和悠久的传承。中华文化由于其源头的多样性，因此内涵和形式都异常丰富。它既包括精英文化的内容，也包括草根文化的形态。这种多元文化甚至并不来自同一个祖先，它既有炎黄的浩大，也有蚩尤的狂放，既有孔儒的庙堂，也有墨离的草根。当2400年前，孔子的学生用孝义皮影戏传播儒家学术的时候，这才是中华文化的丰富表征。如果皮影戏死了，那么儒家的文化源头恐怕也不会完整。有勇气祭奠死去的文化，才有可能唤回濒死的文化，阻止走向死亡的文化，给民族保留一些文化的原创性和多样性。

　　在第一个制度化的清明节里，我们不如真正祭奠一下那些已经死去的文化。这样不但能够还原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更能够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其实杀死一种文化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然而恢复民族文化中那些失去的精华，恐怕却需要更多的理由和时间，甚至已经是无法完成的事情。这样的祭奠或许会更有意义，也更有气氛一些。(周庆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