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中国青年报》披露，安徽阜阳中院腐败窝案众多行贿买官者未被追究，界首、颍上两地法院院长行贿15次，在窝案判决后仍获得连任。这个消息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许多人质疑的是，行贿的官员为何竟能安全过关不予究责？

　　既称“窝案”，自然涉案者众多—— —从原阜阳市市长肖作新腐败案、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腐败案到阜阳中院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腐败案，受牵连干部多达八九百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大多数都是行贿买官办事者。涉及面如此之大，大约只有“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卖官案”———黑龙江马德(原绥化市委书记)卖官案可堪匹敌，难怪阜阳方面要派出工作组到绥化考察，最后借鉴绥化对买官者“抓大放小”从轻处理的做法。

　　有关方面称，如果对所有受牵连者严格依法处理，将导致一些部门瘫痪，“要正确把握度，毕竟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要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这一说辞令许多人特别不能接受，但客观地看，有关方面的担心未必不是实情。这一方面因为涉案者众多，分布太广，如果来个“一锅端”、“大换血”，难免给一些部门的正常工作造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在一个具体环境中，如果相当一部分人都选择了同一种行为，说明这种选择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因此需要更慎重的考虑和更周全的把握。

　　据报道，买官卖官、给领导送礼“表忠心”在绥化、阜阳等地一度成为人所共知的潜规则，不但“送(行贿)了可能有希望，不送绝对没希望”，而且有些官员即便不想升迁或换个“肥缺”，而只是为了保住现有的职位不被其他“送了”的人抢去，也必须要对上级领导有所表示。很明显，一个干部身处这样的环境，无论他是希望在仕途上不断进步，还是只想在现有职位上继续干下去，都面临着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迫使他和其他很多干部一样，把给上级领导“送”、“表忠心”当成一门必修课。

　　鉴于这些具体情况，有关方面将阜阳中院腐败窝案中的众多行贿者定性为“受牵连者”，言下之意，他们其实也是所处环境的受害者。事实上，正如我们不得不赦免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原罪”，我们或许也不得不赦免一些官员的“权力原罪”。

　　与这种在长期贪腐文化熏染和不健全制度催化之下产生的“权力原罪”相类似，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对民营企业发展多有限制，一些民营企业在初创阶段曾犯下“财富原罪”，比如为了获得市场准入，不得不向官员行贿，或者采取偷税漏税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现在如果对民企的“财富原罪”实行追诉，不但可能造成较大的经济动荡，而且技术难度太大，工作成本太高，缺乏可操作性。所以中央的态度是“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不改变”，“不争论，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同理，如果不考虑“权力原罪”的特定成因，而对行贿者严惩不贷，“一个都不宽恕”，则不但存在着技术难度太大、工作成本太高的问题，而且对有些行贿者也是有失公平的。

　　香港特区对腐败实行“零度容忍”，贪污一块钱也要处理，这一点实在令人羡慕，但香港已经是一个法治完备、高度廉洁的城市，具有实行“零度容忍”的条件。相较之下，内地目前不得不对腐败实行“有限度容忍”，因为我们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那些大贪，需要把大量精力和智慧用于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改革官员选任制度，扩大基层民主，强化人民代表大会职能，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等等。我们在赦免一些“权力原罪”之后，要从现在做起，加大惩处贪腐犯罪的力度，最大限度杜绝新的“权力罪”(不再是“原罪”)继续产生，并通过清洁“流量”的长期持续注入，逐渐改良“存量”的品质，最终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完备、高度廉洁的国家。

　　笔者并非要为“权力原罪”辩护，因为简单辩护并没有意义，倒是有必要套用鲁迅笔下狂人的一句名言，对那些“权力原罪”者提出忠告：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再也容不得你们继续犯罪的……(东方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