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舟

　　“我队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抗法，现寻现场目击者，有知情者速与我队联系。”4月8日，是这则特别的“寻人启事”贴在重庆北碚闹市区一城管执法岗亭的第10天。“启事贴出已经10天了，还没有一个市民站出来当证人。”城管执法队员称，距离同事被打也已过去17天，无人愿举证令他们感到很尴尬，很无奈。(《重庆晨报》4月9日)

　　城管遭遇暴力抗法，近年来在不同城市屡屡“上演”。

　　按照常理，小贩暴力抗法，受害最大的是城管执法人员，市民理应站在城管一边；对于暴力抗法者，本该给予谴责。然而，现在一切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城管遭遇暴力抗法，却无人愿意举证，这实在令人深思。

　　城管执法人员为何难以赢得同情，很大程度上缘自于市民的“城管偏见”。街道上那些卖烤红薯、煎饼的小商小贩，不是来自于偏远的山村，就是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了的居民，做点小买卖，是他们唯一的生路。与之相对的是，由于城管执法人员掌握了公权力，也自然就成为当然的强势者。在这样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强弱博弈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城管人员执法的不文明，已经让社会产生了某种固有的直觉：城管太“粗暴”了。如此思维定势，自然易导致公共舆论对城管的下意识倒戈——只要一听到城管与小贩之间有矛盾冲突，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便对城管进行“有罪判定”。

　　“偏见”固然不够健康，但“偏见”的产生又仅仅是市民的错吗？

　　在笔者看来，促使市民与城管站在对立面的根本因素，不仅仅是城管执法方式的简单粗暴，也不是执法者缺乏对被管理者的宽容和爱心，而是来自于失去监管、无所节制、无限扩张的城管公权。再说，居高临下傲视社会的权力姿态，又仅仅是针对小摊贩这一特定群体吗？而正是这样一个“假设”，一个“心理疑惧”，无形中推动市民扛着道义的大旗远离了城管。

　　事实上，城管权力的霸道蛮横是具有“惯性”的，今天对小摊贩“连打带骂”，明天也说不准就会对市民“吹胡子瞪眼”，这不是什么杞人忧天。从这个角度看，对城管的公共偏见注定是一种权力恐惧。公共权力是为公共服务的，但当一种公共权力让大众产生了自发性的权利恐惧——这就令人感到，权力肆意妄为所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是多么得可怕；对城管权力进行制度规范，让之尽快回归到正义与文明的轨道上，又是多么的紧迫！

　　毫无疑问，只要附着在城管身上的一些诸如“野蛮执法”和“城管暴力”之类的形象标签不彻底除去，这样的公共偏见还是会持续下去，而城管遭遇暴力抗法的尴尬局面也难以得到有效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