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仇和确实还是能够产生一点明星效应的，他总是能够适时地抛出一些话题，使自己成为舆论的焦点。比如日前他在动员昆明官员解放思想时就又有惊人之语：“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

　　仇和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的强烈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中却有讲不通的道理，必然会带来实践上的盲区。

　　公民和法人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以自由为原则，可以“法无禁止即许可”，只要无损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政府就不得加以限制。而官员的权力则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他们行使公权力时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按法律法规的规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执行，并正确适用法律规范，而不能适用“法无明文禁止即可行”的规则，官员在行使职权时，应始终坚持社会自制范围最大化，政府规制范围最小化原则。

　　对政府官员和公民行为原则做如此区分，有什么必要呢？打个比方说吧：政府官员相当于人民雇来保姆。既然是保姆，当然就只能在主人授权的范围活动，凡是主人没有明确授权的事情，无论有没有明令禁止，都不能做。比如，主人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保姆擅自把孩子卖掉，则虽然有人贩子开出诱人高价，保姆也不能卖，尽管在保姆看来，这样做对主人是有好处的：与其费时费力费钱把孩子拉扯大，何如立即变现更能见到效益？

　　总的来说，仇和的思路还是靠政府强力主导来推动发展的，他关于“解放思想”的一连串排比句也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但在改革步入30年的时候，这种模式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因为它往往会导致政府滥用权力，造成腐败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真正具有开拓精神的官员，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从这种陈旧的发展模式中跳出来，像界定产权关系那样对政府的权力边界做一个界定，通过必要的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让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得到有序的解放和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