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称高额吸费电话基本不存在可能性，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反诈骗专家金警官却表示异议。金警官披露，“高额吸费”诈骗确实存在，今年1月份和2月份，北京市处在“吸费”诈骗的高峰期，刑侦总队接到过多起市民报案，一名警察在调查此类案件过程中，就被“吸”走200元。此类诈骗报案在2月以后大幅减少(据4月18日《北京晨报》)。

　　今年4月初，有媒体曝光了“回拨吃费”加盟内幕骗局，此报道引起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关注，通过调查，仅在10多天后该部就作出了澄清。然而，现在看来，事实目前仍无定论，“高额吸费”电话俨然又成为一个“周老虎”。

　　如果说普通民众坚称“高额吸费”电话存在尚有可疑的话，那公安部门的权威说法，警察被“吸”走200元的亲身经历明显无可置疑。专家表示，此类诈骗报案在2月以后大幅减少，不知这是因为电信运营商察觉到管理漏洞进行了修补，还是由于舆论传播，使得公众对此类诈骗有了警觉和防范，但不管如何，至少一个结论肯定成立：“高额吸费”电话绝对不可能是凭空捏造。

　　因此，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调查结论显然有失严谨，实际上，许多媒体对“高额吸费”电话的报道线索都来源于警方，因此对于“高额吸费”电话真相的调查，警方理应是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可现实表明，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调查似乎并未重视这个信息源，没能充分进行跨部门的合作，而只是单方面进行测试后公布结果，导致出现被警方质疑的尴尬局面。

　　事已至此，工业和信息化部需要迅速作出新回应，需要对于“高额吸费”电话重开调查，给公众一个“高额吸费”电话的真相。公众必须知道，高额吸费电话不存在可能性是否为确实。如果不是，那怎样拿出解决方案，保障公众的通信安全，对于所有受害于“高额吸费”电话的消费者，该如何进行赔偿，相关责任者是否应当问责？如果是，那此前警方调查到的“高额吸费”电话又该如何解释，电信运营商是否向公众隐瞒了什么？这些公众都有权知晓。

　　当下，在信息公开领域有一个不正常现象。以前，有种现象曾饱受诟病———在一些公共事件中，面对媒体或公众质疑，许多政府部门总习惯保持沉默，迟迟不表态，任凭各种传言的散播。而SARS事件过后，这一局面有了极大改观，愈来愈多的政府部门在面对社会疑虑时不再选择回避，它们学会了快速反应，主动公布。信息迅速公开，让公众在第一时间知情，当然是透明政府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实中，有些政府部门公开信息后，该信息却经不起检验，很快被证明有虚假，如对黑砖窑责任官员的处分；或者公开后，民众只凭直觉和常识就可不予置信，如“周老虎”。以上种种，使得信息迅速公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只成了对公众的愚弄和欺诳。

　　信息公开应当迅速，同时更应秉持谨慎、负责、客观。政府部门不能为急于撇清责任，不经过认真调查就仓促表态；或为了一己之私，向公众隐瞒关键信息；或低估大众的智慧，歪曲信息甚至造假。否则，结果可能既损害了公众知情权，又陷自身于被动，使政府部门声誉扫地。在这个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年代，任何人想垄断信息的发布权和解释权，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信息公开上，任何政府部门当保持清醒和理智，万不可有颟顸和侥幸的心态。-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