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胡适先生发表过一篇题为《名教》的辣文，批评国人崇拜名词概念、标语口号、符咒偶像的“名教崇拜”现象，疾呼“名教扫地，中国有望”。现在看来，胡适先生的妙文并未过时，因为虽然近百年过去，但他所批评过的现象不仅未能消失，甚至愈演愈烈——时下许多国人，不仅仍然信奉概念、口号、偶像等具有魔力，还重新予以包装，以全新的面目推出，从而更具蛊惑性。

　　最新的例子来自“孔子像”的争议。北京大学即将迎来110周年校庆。应该说，对北大这不仅是一个欢快的时刻，更是一个沉重的时刻。联系到该校近年来受到的太多批评，如此时刻，北大乃至全社会更需要的是回顾和反省——反省如何尽快恢复曾经的传统，重塑大学精神和学术文化的尊严。从当前看，反省确实正在进行，但万没想到如此沉重的反省，竟然是由一个本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即“是否应该在校园立孔子像”所引起。

　　真正的大学灵魂来自于活生生的人，大学形象决定于师生的学术水平和精神风貌，而绝对与泥胎的等级和数量无关。显然，哪怕一个大学校园内有一万尊名人塑像，那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高质量的旅游区，却与“大学”二字越走越远。

　　然而，偏偏有人——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将孔子像上升到了“北大灵魂”的高度，强调“竖立中华民族暨我北京大学之至圣先师孔子像，正是继往开来的一大盛举。何乐而不为也？北京大学既可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头，此所谓大学之为大者也！”

　　胡适先生所批评的“名教崇拜”，多停留于认为一个名词、一张符咒或一个偶像可以决定祸福的低档次，一眼即见其虚妄，尚属于“瓜皮帽”水平；而将“竖立孔子像”上升到关乎“大学之大”乃至“中华文艺复兴”的高度，这种打着文化旗号的“高级崇拜”方式，已经上升到“西装革履”的水平，蛊惑功能大大增强。

　　事实上，笔者与很多人的态度一样，并不反对北大在校园内竖孔子像。但孔子像于北大，应该、也只能是校园的一种点缀，即所谓“文化气息”的一种点缀，与种些花花草草没多大区别。无论孔子像还是其他任何人的塑像，都成不了大学精神的救世主，也决不应该成为师生顶礼膜拜的对象。

　　对孔子像的作用寄予过多期待，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名教崇拜”心理。当然，之所以产生这种心理或可能是恨铁不成钢、病急乱投医使然。但无论如何，这种心理并无助于重塑“大学之大”，还有可能使之脱离现实，沉湎于想像之中，或永远匍匐在某种阴影之下。

　　种种迹象表明，针对古人名人的“名教崇拜”心理近年来正有泛滥之势，或有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负面力量——这从人们对所谓“学术恶搞”的激烈批评中可以明显看出。事实上，最近以来发生的一些“学术恶搞”，有些固然是真的为了哗众取宠，也有一些持论有据，并不应该一味唾弃。然而，正因为“崇拜”心理的顽固存在，在许多人眼里，孔子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奔波半生同时也失意半生的理想主义文人，李清照也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多才复多情、与现代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女词人——他和她都成了一种神圣的象征、一种文化的符号，一个被顶礼膜拜的对象。所以，孔子被形容为“丧家狗”是不能被接受的，哪怕孔子自己也曾这样自嘲；李清照被指好赌、滥饮和好色也是不能被容忍的，哪怕她自己的词中酒味十足并且充满令人遐想的暧昧。

　　重塑“大学大之”，或亟须破除某些“名教崇拜”。(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