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了相关规定，但五四青年节半天假期却遭遇“落实难题”——14至28岁的放假年龄规定，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被普遍忽略。(《广州日报》5月4日)

　　这一“半天假落实难”局面，虽然尴尬，但并不让人意外。这既是“14至28岁”的“青年”定义所必然延伸出的问题，也是类似“青年”这样将特定人群作为对象的节日，均难免会遇到的操作难题，而从更深层的节日文化角度来观察，这也是时下许多节日在价值依托、精神传承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困境——以“放假”这样显得粗浅、仓促的方式来落实节日的文化心理和人文意义，必然会问题丛生。

　　诚然，节日往往需要休假来充分展现、释放，但反过来，休假却不等于节日，这是一般假日与节日的区别，也是特定节日文化相对于休闲文化的区别。如果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节日，只剩下“休闲”，那么无论放假与否、是否落实，其作为文化传统载体、依托的价值精神，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落实”，相反倒是散失、虚置了。

　　这些年，对于许多传统文化节日，比如端午、中秋等等，伴随“法定化”争议的，事实上更显焦虑的往往是：人们对这些节日文化含量严重不足、日益式微的担忧和不满——“除了吃(粽子、月饼)，过节还剩下点什么？”无疑，这样的忧虑，不仅值得向端午、中秋等节日提出。

　　与端午、中秋这类拥有漫长悠久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节日相比，“五四”的历史渊源显得要短促、浅近得多，但历史的短近，并不代表其文化内蕴、价值含量的浅显。相反，“五四”正是中国近代以来，新文化、新传统的核心、焦点，积聚着极为丰厚的文化精神矿藏。其中，所标示的“德”“赛”两先生，穿透近九十年时空，依然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最新传统背景下，并不过时、尚须继续矢志落实的主题。

　　就此而言，五四青年节的“落实难题”，并不仅仅是一个休假的落实难题，而如果我们仅仅希冀以“半日闲”来显示其作为节日的文化地位、精神价值，那么，与其说是一种凸显，不如说是一种遮蔽、耗散——实际上折射了某种文化困境下的空洞虚化和无力无奈。(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