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住在距离震中汶川约四百公里的一个小县城，那里受到“5·12”地震及其余震波及，至今未能恢复秩序。经过我的劝说，父母已来广州暂避。我把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感想写下来，在对遇难同胞哀悼的同时，也希望幸存下来的同胞能好好
活着。

    和汶川、北川等灾情惨烈的地方相比，我们那个小县损失微不足道，几乎被媒体忽略不计。父亲说，他没有听说有任何记者前往。我在网上搜索，确实没见到任何正式的媒体报道，但据乡友会转来的官方统计，全县受灾六十多万人，死伤近七百人，直接经济损失3亿余元。当日全城人惊恐万状，四处奔逃，随后连日夜宿街头，慌乱疲惫，不知所终。媒体的忽略是否正常？追逐热点是媒体的本性，但是各有侧重更能顾及更全面的信息。

    父母出来避难前，住房被震出数道裂缝，不知道还能否居住。由于余震不断，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了在外过夜。风雨交加，谣言四起，喧嚣嘈杂，往往通宵无眠，这给本来神经衰弱的父亲带来的折磨恐怕比地震还要难受，所以他最后决定冒死也要回家睡。如今我又听说，有些城市力劝市民不要露宿街头，但没人问他们的房屋裂到何种程度可以安居。虽然在网上见到危房排查的报道，但是我从分布在灾区各处的亲人那里，没有得到任何证实。夜宿街头到底不是长久之计，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而且随时启动真实有效的危房排查，以尽量减少二次伤害。

    父母倒没有夜宿街头，他们和无数聪明人一样，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是新建的县委大楼，于是每天去那栋大楼的底层大厅抢占一个位置。他们怀着一种朴素的期待，以为在这里可以最快得到县领导的慰问和权威消息，但是一直没有任何领导露面。有一家蚊香企业，出于慈善兼商业广告的目的，免费派发蚊香，他们一度相信是县领导安排的，这家企业只好出面解释是自发行动。那些天温家宝总理身先士卒，感动天下，我们真希望基层官员都能上行下效，形成体制性的责任系统。

    来广州的头一天夜里，母亲突然从睡梦中惊起，拍打着父亲说：“快跑，又震了！”次日，八岁的侄子在摇晃的公交车上说：“哎呀，会摇出裂缝来的！”我说了，我老家并不是重灾区。可以推想，重灾区人的心理问题，恐怕比我们想象的严重许多。社会如何帮助他们，是一个需要十分真诚地细心体察的问题。仅举一个例子：从我身边的朋友看，年轻人都希望年老的父母外出避难，但父母普遍不情愿，一怕自己成为累赘，二不喜欢被暗示为“逃兵”，因为媒体一直在强调“守望相助”、“坚持到底”。

    不仅老年人，有些灾区的年轻人也受此困扰。有个年轻的灾区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和身边的人虽然每天都在尽力，但一直被还没有做够的内疚感深深折磨。她希望媒体能够对那些普通的灾民说，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幸存下来就是最好的救灾。我希望有更多的渠道把更多的灾民疏散到远离灾情的地方，让他们在平静的阳光下恢复生活的信心。（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