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俊明

　　“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近日，《南方周末》在22日《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一文里提到，在救援队来到北川县委大楼勘察时，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发出了如上呼救。话语简短，且看似平常，但在网友眼中却折射出了“史上最牛官腔”。(5月25日《新快报》)

　　说张书记的话就折射出了“史上最牛官腔”，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何谓“官腔”，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官腔”旧时称官场中的门面话，今指利用规章、手续等来敷衍推托或责备的话。我们以此标准来衡量，自称“我是张书记”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为“官腔”的，原因有三：

　　一是张书记当时根本不具备打官腔的说话环境。据报道，张书记三人被救出时已经被埋在废墟下76小时，地震时他们三人被挤压在一个成三角形的空间狭小的黑洞中，且最高处不到70厘米。在一个连生存都很困难的环境里，又如何能想到打官腔呢？张书记等人的话只不过是一种极为正常的求救方式，也是一个正常人在恶劣条件下的正常反应而已。

　　二是张书记作为一个求救者主观上哪有心情去打官腔。在被埋的三天里，能够维持张书记等人生命的只有一杯水而已，而这期间他们还得不停的挖掘自救，最后只能靠喝尿液来维持生命。我们不妨设想一下，长时间在一个极其狭小的黑暗环境里，面对生死未知的前途，当事人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和生理压力。此时如果突然出现了生的希望，自然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去求救，如何去保住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先考虑自己的身份、地位、财富是否与自己的行为相符。张书记等人作为求救者，救援人员的声音无疑代表了生命，代表了活的希望，他们又怎能与救援人员打官腔呢？

　　三是张书记获救后的行为证明了他不是在打官腔。张书记三人在地震中都不同程度的受伤。但就在获救后第二天一早，张同凯就拔掉手上的针头，投入到了北川的抗震救灾工作中，“至今他没有回过一次家，而他在北川的家人也生死不知！”一个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看他的行为。对于一个同样遭受了灾难的磨难，一个同样面临失去亲人的痛苦，一个获救后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的共产党员干部来说，我们又怎能忍心去指责他呢？又有什么权力去苛求他呢？

　　汶川大地震带给了我们无限的痛苦，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在灾难面前绝不低头的大无畏精神。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都自发地动员起来，为抗震救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的党和政府也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为减小地震造成的损失，最大限度地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作出了表率。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很好地履行了职责，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基层党员干部，他们活跃在灾区的第一线，为保证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个民族遇到危难，同胞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和不和谐的声音，为抗震救灾贡献力量。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大多数媒体都迅速行动起来，不断跟进对抗震救灾活动的报道，为我们及时了解灾情，调动抗震救灾的积极性作出了贡献。然而，也有极少数媒体不顾大局，对抗震救灾进行了一些片面的报道和缺乏人性关怀的解读，违背了新闻的基本准则。对此，我们应保持应有的警惕和基本的判断，不让那些杂音和噪音干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良好抗灾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