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枭，这个在废墟中被埋了80个小时的17岁男孩，因被获救时的第一句话“我要喝可乐”而名闻天下。对于薛枭来说，地震的创伤可以逐渐淡忘，被截肢的右臂却永远不能接回。他的主治医生说，薛枭是用左手按下了同意手术的指印，当时他没有流泪。薛枭则在医院告诉记者：“我还想考大学！”(《广州日报》5月27日)

　　“可乐男孩”在此次地震中不止一个，除了薛枭，北川另一名“可乐男孩”杨彬彬，从废墟出来后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要喝冰镇可乐。这说明“可乐男孩”不是偶然，不是个案，而是一种现象、一个群体。“可乐男孩”，其实是一群在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都相对不再特别匮乏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属于中国的新一代。

　　杨彬彬和薛枭同样坚强，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都能够经常喝到可乐和各种饮料——这意味着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不再特别匮乏；都喜欢运动(打篮球)，有点幽默感——这说明他们不是那种应试教育读死书的孩子，不是中国传统社会“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都孩子气却试图表现出成人的成熟和坚强，坦然地接受救助——这表明他们既懂得感恩，也懂得公民在困难时获得救助是一项天然的权利；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有新的视角，等等。两个孩子这些“不约而同”的共同之处，表明这些特点不是他们独有的个性，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群体的共同特征。换言之，是中国相当多的新一代的共同特征。这种特征让我们看到未来的中国人的影子：坚强，乐观，自信，自由，善对自己也善对他人，不放弃追求。他们不再只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是迟早都要当家，他们是未来中国的主人、世界的朋友。

　　“可乐男孩”带给人们诸多的启发：不仅仅是灾难中要坚强的启发。他们的表现说明，曾经长期经受苦难的中华民族的孩子们，需要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更加发达的环境里健康成长。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他们喝得起可乐、打得起篮球、可以喜欢周杰伦(这是杨彬彬的爱好)、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人和自己、不只被灌输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也被告知社会对自己有义务，等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我们的孩子才会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精神，去战胜一切困难。

　　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不应该只是墙上的标语，不应该只是对家长的要求，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要求。无论如何，政府办公楼可以更简陋些，形象工程可以更少些，一定要让全中国的孩子们都喝得起牛奶、可乐，不需要从小就为得到一样东西而经历太多的挣扎和争夺，让他们在公平、自由的环境里成长。我们要“解放儿童”，不要总是只强迫他们去死记硬背那些书本知识，要让他们放眼看世界，吸收“可乐”所象征的国内外的一切先进文明因子，要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笃信“有健康之体魄，始有健康之精神”，不要为了“升学率”而毁掉一代又一代的希望。我们更信任他们、尊重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使他们能够更加自信、自尊、坚强、乐观，再大的灾难面前也能镇定从容，勇敢面对。他们笑对世界，不再是谦卑的笑，而是平等的、自信的、包容的、仁厚的、坚强的笑……

　　教育部在“可乐男孩”面前，应该有慰问，也应该有反思。家长们在“可乐男孩”面前，应该有心痛，也应该有信心。全社会在“可乐男孩”面前，应该有感动，也应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少年强则国家强，“可乐男孩”给中国带来信心，也带来启发。(邓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