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因厂方以“5月份鞋子产量没有超过4月份”，工人被集体扣除了每人100元的全勤奖金，引发了广州誉川兴业鞋业有限公司2000余名工人因加班纠纷而停工。同时，工人每月只休息一天，但厂方给工人的薪水却按照每月26天计算，每日加班六、七个小时，却无任何加班费等黑幕被曝光出来。 (6月1日《南方日报》)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超出了标准工作时间，或者休息日、法定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都视为加班。《劳动法》明确规定，每天加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个小时。如果超时劳动，无论给多少加班费，用人单位都违法了。可以想象，广州誉川兴业鞋业有限公司剥夺工人的休息日，违法让工人超时劳动且无任何加班费，这是典型的“血汗工厂”的龌龊行为。

　　虽然，对于“血汗工厂”存在的违法行为，可以严厉谴责，并可以追究厂方的法律责任。但进一步思考，像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存在工人加班白干和休息日被剥夺的问题，目前不在少数。导致这类违法现象的出现，其实都与当地工会或劳动保障部门做“观众”有些关系。按照《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才可以延长劳动时间。但是，绝大多数的加班并没有征求工会和劳动者的同意，更不要说协商。而劳动监察部门缺少“硬手”也是导致劳动者权利救济缺失，成为许多劳动者拿不到加班费的重要因素。

　　然而，一个社会的法制和公权力系统，以及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如果对维权无门的劳动者束手无策，使弱者彻底丧失权利救济的现实可能性，那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在法律和权力之上，还有更加值得尊崇的人本价值。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指出，无论是劳资关系也好，还是其他强弱关系也好，都是镶嵌于国家法律框架和治理结构之中的，因此，法律和政府的作用，会直接影响到特定关系中各方的强弱对比。

　　从这个意义说，在现代社会中，救济对权利的意义更加重要。而“有权利必有救济”是权利的核心要素。权利体现了人的某种要求，而救济则是这种要求得以实现的手段。评价一个地区的的权利保障状况，不仅要看制度设计和法律从正面赋予公民哪些权利，更要看相关的法律制度中有多少配套的救济途径和落实。特别是，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公民只有通过一定救济渠道争取到维权的资源，壮大维权的力量，才能有效制止侵权，制裁侵权者，并获得必要的救助和补偿。

　　当下，“无任何加班费”问题的大面积存在，其本质是劳动者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贫困。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其庇护者应该是政府与法律，如果没有法律的护航、政府的依法行政，就会丧失公平与公正，劳动者的权利救济缺失就可能上演为“连续剧”。(沈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