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想方设法赶往灾区时，我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在6月2日《南国早报》上，一位“特派记者”刊文指出，他满怀着帮助灾区人民的愿望，来到地震灾区。可他很快就发现，他想为灾区帮忙，却需要更多的人为他而忙碌。有的县派警车为他们开道、引路，有的县领导带车队到两地接界处迎送，有的县还要安排他们的吃住行……“但我为灾区做了什么？给灾民带去了什么？我常常对此感到茫然。我不得不为我耽误了灾区领导和灾民的时间、占用了县里的救灾资源而深感自责。”

　　这位“特派记者”带着自责离开了，我很欣慰。灾区的确不需要一名感到茫然、甚至不知道为何而来的记者，也更不需要一名总是为当地政府与灾民增添麻烦的记者。当然，我更加欣慰的是，对于更多时刻关注着灾区的人们而言，并不会因为少了这样一位记者，而再也无法知晓灾区正在发生的一切。除了这位“特派记者”以外，还有更多的媒体记者一直选择坚守在灾难的现场。当然，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没有茫然，没有犹豫。

　　一个记者，“满怀着帮助灾区人民的愿望”与“想为灾区帮忙”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记者的职业注定他是一名忠实的记录者与传达者。因此一个记者，只会因无法完成采访任务而自责，因无法传递真相而羞愧。而一旦离开了职业精神，记者只能成为茫然无措的一群人。

　　逃离是逃离者的通行证。面对这个世界的繁复，记者作为一个深刻的瞭望者，要做到不茫然是多么不易，但又如何能够以“茫然”来玷污一份职业应有的尊严？除了坚守，没有什么能够表达一种职业精神与尊严。在所有人都撤离之地，他们前行；当现场瞬息万变，但他们记下了真相。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责的。□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