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舟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出台了一条规定，高考期间若碰上余震，老师比学生先跑的将被处罚。消息一出即引来了广大网友的争议，有网友质疑这一规定是“强人所难”。(6月4日《信息时报》)

　　对于这一规定，有网友打比方说，这就好像“强迫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去救落水的人一样困难”，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老师与学生一样也有生存的权利。甚至有网友指出，这样的规定是否意味着勉县教育局认同“学生的生命价值”大于“老师的生命价值”？但笔者却不这样看。

　　我以为，以行政管理的形式，要求发生余震时教师不得先跑、勇于承担起保护学生安全的职责和义务，并非是基于“老师生命价值低于学生生命价值”这样一种错误的“生命逻辑”，更不是在作秀，而是一种适度的职业道德约束，最终目的是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这是理性的职业道德干预，不是侵犯生命权利的道德管制。联系到地震的社会背景，灾区学生参加高考的现实语境，我们不难发现，在公共危机的背景下，特殊的职业道德干预就显得非常必要。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毋须质疑的，但我们不能否认，教师的逃生能力、自救他救能力都高于学生，与教师相比，大多数学生都是弱者。在灾难到来的时刻，强者保护弱者，不仅是道德愿景，也是职业责任。教师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让给学生，没有任何不妥。更重要的是，余震发生时，学生必然会恐慌，此时如果教师不站出来维持秩序、疏导学生疏散，势必会导致不必要的伤亡，这更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在灾难面前，一些从事特殊行业的人员往往要比普通公民承担更大的生存风险，付出更多的行为努力，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准和职业素质。譬如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无私忘我冲锋在前的解放军战士、武警部队官兵、警察、医护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特殊的环境形成了特殊的责任，灾情需要他们冲锋在前，不仅是道德自律，也不仅是以身作则，这是牺牲“小我”保护“大我”的公共使命。

　　我相信，即便没有制度规范，大多数教师在灾难面前也会自觉地将学生安全放在首位，而“禁令”只不过是强化教师的道德标尺和责任意识罢了。我想教师们应该能够理解管理者的良苦用心，而舆论就更不应该对此纠缠不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