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不等于无原则地一味开放本国市场，尤其是本国弱势产业。眼下的中国，包括韩国甚至农业发达如日本，都须对本国农业进行保护或补贴。

　　韩国总统李明博被牛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连日来，因韩国民众反对恢复进口美国牛肉而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致使上任才满百余天的李总统遭遇信任危机。

　　牛肉问题对韩国历届政府都属敏感难题，且多次引发政治危机。韩国养牛，美国也养牛，两国用于作为肉食消费的牛，按中国牛农的说法叫“菜牛”。美国养牛成本不低，韩国更高，据说韩国超市里的牛肉是世界上最贵的。因而，为维持本国牛农的基本生计，韩国政府每年均给予本国牛农大额政府补贴，弄得政府财政叫苦不迭。

　　一方面牛肉价高，消费者很有意见；另一方面养牛成本高，牛农抱怨养牛利润太低。政府如何化解两面不讨好之尴尬——自由贸易体系下，韩国政府本该大量进口欧盟譬如英国和西班牙相对便宜的牛肉。可是韩国不能，因为韩美贸易交往，韩国的贸易顺差不能过大，韩国历届政府必须回应美国政府要求开放韩国牛肉市场的巨大压力。因此，韩国政府放着便宜的牛肉不买而不得不进口美国牛肉，既很无奈又颇显委屈。

　　以疯牛病为理由，韩国一度将美国牛肉拒之门外，美国有苦说不出。疯牛病并非年年暴发，美国就压迫韩国恢复牛肉进口。这时候，韩国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进口牛龄30个月以内的牛肉，价格高些；二是进口牛龄超过30个月以上的牛肉，价格相对便宜些。韩国选择了后者，其初衷不排除稳定国内牛肉价格的考虑——替韩国消费者考虑。然而，消费者不领情，在他们眼里，牛龄30个月以上的牛患疯牛病的几率较高，政府这么做，无疑是对消费的健康不负责任。于是，牛肉问题演变成为民生权益问题和贸易政策的软弱与迁就问题。由此，韩国消费者的抗议声浪迅速被放大乃至逐步失控。

　　事实上，由于韩国人均收入很高，高价牛肉总体仍能承受。照理说，最反对政府开放哪怕部分开放牛肉市场的是韩国牛农，就说这一次“牛肉骚乱”，美国牛肉大举“入侵”，韩国牛农的利益受损是最大的。然而，这一回的“牛肉骚乱”偏偏是韩国消费者冲在最前面。何也？疯牛病的潜在威胁起了作用也。也就是说，在抗议政府牛肉贸易政策的声浪中，韩国牛农的利益诉求已被夹带在消费者的健康安全诉求之中了。

　　综上所言，韩国民众的“牛肉原则”捡最主要的说，可概括为三条：一、不满政府在韩美牛肉摩擦中的“无原则”表现；二、进口美国牛肉对消费者的健康风险和对牛农利益的伤害；三、抨击李明博上台后宣称的对美“有原则的实用外交”并无原则可言。

　　那么，韩国的牛肉风波对中国有哪些教训可供借鉴、汲取呢？我也列举三条：其一，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贸易自由化，不等于无原则地一味开放本国市场，尤其是对本国涉及面大的弱势产业——譬如韩国的养牛业或中国的大多数农业领域。现在回头看，当年中国加入世贸时，政府对中国农产品市场向国际市场开放铢锱必较，是建立在对国情的清醒认知之上的。

　　其二，农业尤其是粮食和肉禽蛋，必须主要立足于国内供给，特别是13亿人口的中国尤甚；其三，就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本国弱势产业的贸易保护或价格补贴并非没有副作用，但就眼下的中国，包括韩国甚至农业发达如日本，都须对本国农业施以不同程度的保护或补贴。这中间的要旨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既是关乎民生的执政能力，亦是一门重要的执政艺术。(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