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要向民生财政转变，临时性的补贴是靠不住的，关键还得诉诸于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

　　东莞绝对是一个“富可敌省”的地方，每年的财政收入和GDP增长速度就是明证。但笔者以为，东莞毕竟是东莞，这种政府发红包的做法，难以在其他地方“复制”，更重要的是，对民生财政的根本诉求，不能简单地止于政府发放红包，而应该诉诸于更为理性的制度建设。

　　当然，东莞给低收入者直接发红包，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责任担当。诚如东莞相关领导所说，这种红包发放，应叫做“临时生活补贴”，考虑的就是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以公共财政直接补贴民生，让低收入群体分享发展成果。因此，东莞的做法能赢得掌声并不意外。

　　但问题是，这种发放红包的做法，并不代表公众对民生财政的诉求。道理很简单，比如，东莞此次发放红包的对象仅限于当地户籍人员，然而，在东莞这个农民工大量聚集的地方，财政收入和GDP逐年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人员的辛勤劳动。现在，“临时生活补贴”却把这个群体排除在外，其公平性经不起推敲。而且，现在人均收入的计算方法不够科学，已是不争的事实，而CPI上涨带来的民生压力又是普遍性的，因此，政府只给一部分人发红包，就容易产生不公，何况，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差异性，这种发红包的做法往往缺乏可持续性。

　　这一切都表明，东莞发放红包的做法，既很难推广到其他地方，也无法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当前，公共财政要向民生财政转变，临时性的补贴是靠不住的，关键还得诉诸于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

　　何况，某些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十分巨大，要想最大程度地促进民生的改善，又怎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发放红包呢？何况，政府的钱在现实中有多种外化形式，比如土地、政策等。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发放方式，难免随意性和某种不公，因此还是应该最大程度地将其纳入公共财政制度之中。

　　东莞的做法无法承载民生财政之重，也无法满足公众对民生财政的制度诉求。要想真正建立民生财政，就必须约束政府的权力之手，不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寄希望于通过诸如建立工资与CPI联动、合理减税等机制，使社会各个群体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补给与救济，使公共财政的使用，使社会财富的增长最大程度地惠及民生。（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