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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狗与男一号的孔子形象变迁
大江网 2010-02-01 10:36

  作者:张丰乾

  孔子越来越“牛”了,连电影界也按捺不住。“无需穿越宇宙就能找到爱”——这是新片《孔子》的一句宣传语,面对诸多质疑,该片导演表示,电影承载不了太多思想——是电影太无能,还是思想太高深?千姿百态的“孔子”,究竟哪一个更可信,哪一个更可爱,哪一个更可敬,抑或,哪一个更可笑……

  在世界的精神领袖中,孔子身后的遭遇也许是最有戏剧性的。先秦时期,在《庄子》等道家著作中,“孔子”常常是被谆谆教导的对象,而墨家和法家则对孔子有严厉的批评。汉代以后的历史中,从被顶礼膜拜的至圣先师到被百般凌辱的历史罪人,差距之大令人瞠目。不仅中国人如此,西方的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把孔子说成是没有宗教立场的哲学家;而西方的哲学家则又认为孔子只有一些伦理教条而缺乏哲学理论。在利益主导的市场意识下,电视、电影、网络等“多媒体”中的孔子成为迎合观众口味的“男一号”,也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在孔子同时代的“外人”看来,孔子的栖栖遑遑,游走四方,更像“丧家之狗”。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六十岁时,在郑国与弟子走散了,“孔子独立郭东门”。有郑国人就对孔子的高足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尧与皋陶是儒家推崇的圣王,子产则是稍早于孔子的贤者。这个郑国人形容孔子的额头、脖子和肩膀都长得像圣贤的模样,但是自腰以下不及大禹的三寸,说明孔子的上身比下身长,意在于讽刺孔子是不伦不类的“圣贤”。

  但广为流传且颇有争议的是郑人接着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据实以告。孔子听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欣然笑曰”,并进一步解释说:“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认为郑人对他外貌的描述是细枝末节,但是说他是“丧家之狗”,“很对!很对!”

  孔子这里的“欣然笑曰”和“然哉!然哉!”并不仅仅是说孔子有很大的气量,容许别人称他为“丧家狗”;也不是说孔子在这里有所感慨,觉得自己无家可归,被郑国人说中;简单理解为这是“六十而耳顺”的例证也失之浮泛。

  孔子为什么讲“丧家”?结合孔子的生平来看,他一生四处漂泊,确实像“丧家狗”。然而如果我们细读经典,就不难发现所谓每一次的“丧家”,当然有迫不得已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孔子主动的选择;或者说,孔子“被丧家”,恰恰是因为他的坚持。孔子当然有不可胜数的机会与各色权贵结成一体,沆瀣一气。但是孔子最欣赏的还是与青少年一起“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气象”;他认为简单的物质生活同样可以带来快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后世哲人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就是在思想世界中的乐趣。

  孔子的确非常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才能,但他考虑问题的最终落脚点还是思想家的立场。政治家与思想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思想家对于君主没有忠实的义务;不仅如此,很多情况下君主还是思想家们批判的对象。只不过孔子的批评不是简单的斥责或抨击,而是充分了解他所到诸侯国的政治情势,以劝导为主。比如,“子见南子”,是因为南子对卫灵公有最大的影响力。这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妥协,以至于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不理解,孔子只好发誓说,如果自己的言行背离了道义,“天厌之,天厌之!”

  但是,假如一个君主的作为最终不符合孔子从道和德的角度的期望,他就会主动地离开这个国家。因此,孔子的“丧家”不完全是他被驱逐,虽然有被驱逐的情况,但更多的时候是孔子没有把任何一个具体的君王,任何一个具体的诸侯国当成自己理想的家园,哪怕是鲁国。换言之,孔子真正的精神家园不在当下,不在现实,而在于他自己的文化理想之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这里所说的“周”其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被理想化的文化传统。而在终极意义上了解他,信任他,给他使命的则是“天”。

  所以我们可以把“丧家狗”的关键理解为在于“丧家”,而并非在于“狗”。那个郑国人显然有轻侮孔子的意思,但孔子本人至少不会以为“丧家狗”是世俗意义上的没有归宿。毋宁说,恰恰是他在精神世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或归宿,才可以做自主意义上的“丧家狗”,而不把地域意义上或富贵意义上的“家”看得很重要——当然,寻找的过程是艰辛而曲折的。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句话其实有些似是而非,因为就具体的生活环境而言,任何“理想的精神家园”都不在现实世界之中,或许仅在于“世外桃源”或“无何有之乡”。倒是可以反过来考虑:在精神世界之中找到理想家园的人,就不会对于现实世界中的颠沛流离耿耿于怀。

  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生活中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些,但是未必能如孔子说出其中的“道理”;有更多的人知道孔子讲的很多道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患得患失,进退失据。孔子之为孔子,在于能够从生活和经典中提升出哲理,同时又把哲理贯穿于日常的生活和对经典的解释中。

  孔子之为孔子,还在于他能把一些看起来粗浅的,乃至是粗鲁的问题提升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很有意义的哲理,这一点在《论语》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说也不错,但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还问孔子现在有一块美玉,是装在盒子里藏起来,还是“求善贾而沽诸”?孔子的回答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说明孔子不愿意以“藏”的方式独善其身,而是希望有“沽”(卖出去)的机会以发挥自身价值。但子贡问的是“求”,而孔子的回答是“待”。

  孔子以为富贵不可强求,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见,孔子最关心的是德性的修养,学问的讲习,向正义的靠拢,以及对于过失的改正。他既不主张“越穷越光荣”,也没有意愿“傍大款”—以为孔子靠学生出名,特别是靠最会经商的子贡出名,是比那个郑国人更粗陋的见识。

  所以,我们不能像那个郑国人一样以“丧家狗”来嘲讽孔子;也不能认为孔子的反应仅仅是宽怀大量。他关怀现实,参与现实,并力图改造现实,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他并不是向现实祈求富贵,而是认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既然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生前身后为何那么多曲折。这种想法一方面比较功利,以为思想可以直接交换功名利禄或者安逸富足。另一方面也比较简单化,以为思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殊不知,任何人,无论怎样伟大,都不能直接决定自己的境况和遭遇,具体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当事人的行动能力。思想的价值在于能够使人们超越自己的得失顺逆,而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即使山穷水尽也不会绝望和放弃。

  孔子之后的每一个时代,他都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无论褒贬,都说明孔子的思想内容具有恒久性。而了解他的思想和生平,也不是浮光掠影,一蹴而就的过程。所以,对孔子的盲目崇拜固然不足取;但是,不去从“思想伟人”或“哲学圣贤”的角度理解孔子,那么他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心灵鸡汤”的提供者,或者是饱经沧桑的“男一号”而已。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编辑: 黎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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