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2年4月11日，刘子宁的散文处女作《被人管着是幸福的》在《新余日报》亮相之后，他的文章便频频见诸报刊。渐渐地，刘子宁的名字及其作品，也便被读者关注着、熟悉着、感动着、喜爱着。而我，作为刘子宁的老邻居、老朋友，对他的创作乃至人生命运，自然比常人多了一份亲切与期待。

刘子宁本名刘亚玲。这个相当女性化的名字，是当年他父母生怕不能将他带大而精心取就的。事实上，刘子宁的童年、少年与青年时代一直是健康、快乐和荣耀的。他一直是父母与师长们心目中的宠儿，是同学和同事们所仰慕的“明星”。1985年，刘子宁从江西大学毕业时，因在校表现出色，被江西省委组织部选调为“优秀大学生下基层挂职锻炼人员”，作为第三梯队青年干部，安排到新余市工作。随后，他当过官，下过海。然而，正当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脑溢血，于1998年底将他猝然击倒了！其时，他年仅39岁。后来，虽然精湛的现代医术和如海的亲情友情挽留了他的生命，但这条原本生龙活虎的精壮汉子，从此却变成一个行走艰难、视力微弱、思维迟钝、半身偏瘫的残疾人了！

倘若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突然面临如此残酷的现实，是很难挺得过去的。而对刘子宁来说，尽管也曾为命运对他的不公而强烈地悲愤过，为他所遭受的不幸而深深地痛苦过，但他并未因此而沉沦。经过一次又一次灵魂的搏斗，他，终于重新振作起来了。

“凤凰涅”后的刘子宁，很快便确立了自己新的人生坐标，他把锻炼身体和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的主要生活方式。经过风雨无阻旷日持久的艰苦锻炼，那个曾一度奄奄一息的人，如今竟奇迹般地站起来了，丢下拐杖也能行走了，而且脸色日趋红润，肌肉逐渐丰满；与人交谈时，依然像以前那样神态潇洒、妙语连珠了。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跻身仕途混迹商海多年的“弄潮儿”，过去从未写过文学作品，可一旦执笔从文，竟能连篇累牍地写下去，而且愈写愈起劲，愈写愈来神，短短两年光景，便有近百篇作品面世，并得以结集出版。我想，对于这个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残疾人来说，倘若没有张海迪、史铁生式的坚强信念、顽强毅力和奋斗精神，要收获如此丰硕的文学成果，不啻是天方夜谭！

《在行走中聆听心跳》是刘子宁的第一本书，收入本书的文字，多为纪实性的生活小品。他所写的几乎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身边的人和事。尽管取材很小，很平常，但他写得很真诚，很细腻，很质朴，而且时不时来点儿刘子宁式的调侃和幽默。正是从这些真诚、细腻、质朴且不乏幽默感的文字中，使读者感受到一颗坦荡而美好的赤子之心，感受到了亲情、爱情、友情、乡情等等人性之美的崇高价值。在《我给妻子做顿饭》、《一支中华烟》、《春天早晨的约会》、《拐棍伞》、《沉重的感谢》、《善待生命》、《轻轻的关门声》、《许愿》、《永远的乡音》、《诚信在爱情中的魅力》诸篇中，表达得格外感人。而他的新作《“表”字的去与来》，虽然写的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中亲情的变异，却从反面映衬了人们真情的美好与可贵，因而同样能赢得读者的认同，引发人们的反省与遐思。此外，关于战胜苦难、珍惜生命，关于身处逆境的男子汉应勇于自省自立自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与生活责任，关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建设新型社会道德关系等话题，在本书的不少篇章中，也都作了生动的阐释和表述。

读罢《在行走中聆听心跳》，我的心情很难平静下来。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本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深度、广度和高度，而是因为其作品中所展示出来的那种在困境中奋勇攀登、不断进取的硬汉精神和行为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并给了我莫大的人生启示。从这层意义上看，我以为本书的价值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