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秋，《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书的“跋”中，朱向前梳理了自己近三十年的文学历程，他发现，带“4”的年份往往是自己文学道路的突转之时：1974年发表处女作；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4年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领导。最后，他这样写道：“明年，2004年——我应该‘知天命’的时候，在我的文学小径上，还会出现什么新的景观吗？我静候着。”果不其然，2004年年终，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揭晓，《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获得了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
近日，应江西日报《井冈山》之约，笔者采访了朱向前。
房雷（以下简称房）：请您谈谈获奖感言吧。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无所谓感言，倒是一下子想起了我经常引用的那句佛家偈语：“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在我淡出文学评论界几年以后，突然获得这么个全国大奖，完全在我的想象之外。鲁迅文学奖三年一届，本届理论批评类又只评四个，竞争之激烈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水准上讲，今天够得这个奖或者说比我更强的评论家，我想全国至少有40个，所以我惭愧之余又深感幸运。因为在1997年设立鲁迅文学奖以前，没有全国性的评论奖项，有很多优秀的前辈和同代的评论家，都没赶上机遇，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做得更好。
房：从事文学批评近20年了，您有什么座右铭吗？
朱：如果要算座右铭，就是两句话：对名家责之以严，对新人待之以宽。就前者而言，主要以“三剑客”（莫言、朱苏进、周涛）为代表，对他们的作品，我是因为爱之深，所以责之严。我对他们的优缺点常常是爱憎分明、痛下褒贬。后者是指对我的学生和新人的评论态度，如阎连科、陈怀国、赵琪、徐贵祥、石钟山、李鸣生、王久辛、柳建伟等，无论是他们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我常常是第一读者，为他们的书写评论，再到写序，我常常做了第一人。从评论家的角度来说，这是发现新人、扶植新人，从老师的角度来讲也是培养学生。
房：在这次获奖的《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的序言中，您说过：“童心支撑了我的文章，也支撑了我的文学。”能否请您谈谈您的“童心说”？
朱：我觉得，艺术就需要保持一种天真、率真、真性情，童心最能够发现美。江西的山水把我养大，离开她许多年后，我才渐渐领悟到，童年和少年时期故乡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记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我永恒的精神和情感家园。童心最符合真善美的条件。前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严肃而悠长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回忆自己的文学轨迹，童心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甚至比种种理论背景、批评方法更重要。人很多基本的判断，不论是道德的还是审美的，与它都有关系。童心可以使人用纯净的、排除任何杂质的眼光准确地看到事物的本质。我的评论基本是靠艺术直觉来判断，这跟童心有着很大关系。
房：这几年，您在评论界的声音没有以前那么繁密了，为什么？
朱：这些年，我对当下文坛的追踪确实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是要应对大量的行政工作、教学和科研工作，手头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的研究也占去了不少时间；另外，身体方面也出现了健康警告，1999年国庆长假熬夜写作时就得了突发性耳聋，医生告诫我这是长期超负荷运转的结果，必须调整。从此我近20年的熬夜写作告一段落，改为休息、锻炼，譬如打乒乓球。
房：当前军旅文学势头非常强劲，请您为读者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朱：我们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红日》、《保卫延安》为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以《苦菜花》、《铁道游击队》为代表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为代表，分别是军旅文学的三次浪潮。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军旅长篇小说开始繁荣。我最早写文章说它是一种“潮动”，到2000年我认为已经形成一股大潮了，经过这几年又进一步印证了我的这个说法。从1994年朱苏进的《醉太平》开始到最近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我们可以列出水准相近的三十部长篇，比如《音乐会》、《历史的天空》、《我在天堂等你》、《亮剑》、《楚河汉界》、《突出重围》等等军旅题材作品，也包括军队作家写的许多有分量的非军旅题材的作品，如《第二十幕》、《日光流年》等等。不梳理不觉得，一旦认真梳理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军旅文学的声势绝不逊于以往几次浪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军旅作家改编、创作、原创的影视作品也占据了当前影视屏幕的半壁江山，像《和平年代》、《突出重围》、《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康熙王朝》、《中国式离婚》、《汉武大帝》等优秀的作品都是以军旅作家为主体所辐射出来的。虽说由于传媒形式不一样、文学生态环境不一样，今天很多军旅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不及以前，但平心而论，他们无论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已超过了过去。
房：大概在10年前，您在《文学生长点：在世纪之交的寻找与定位》一文中预测中国文学在21世纪的走向时提出了“四不主义”，能简单谈谈您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前景判断吗？
朱：我一向认为，文化、文学与科学不同，后者强调同一性，前者强调个性，所以越是在当今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文学艺术越应该以更加富有民族性的姿态走向世界。因此，我在文学上主张“四不主义”：一是走向世界不是走向西方，二是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三是世界文学不能缺少中国，四是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当前，文学发展已经在表现出向传统文化倾斜、回流的态势，我坚信，中华文化不可能在经济、科技全球化潮流中被淹没掉，恰恰相反，她将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愈发放射出璀璨辉煌的光芒。当然，这还需要等待一个前提，那就是汉语为世界多数人所掌握，否则，我们很难责怪李、杜、苏、辛被翻译以后的平庸甚至是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