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出版的一张报纸把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厌倦舞台剧的有闲女子、无聊的富商、逃避生活的贫穷青年以及七嘴八舌的影评人归为最爱上电影院的五类人，而小时候的我与上述五类人毫无瓜葛，却是个狂热的电影爱好者。露天电影是我对电影的最初记忆，也是那个物质贫乏年代的最丰盛的精神“夜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影坛百花盛开。而这时候，电影也开始进入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那时农村办喜事收到的最贵重、最时髦的礼物就是亲友们联合起来为主家包映一场电影，说是送给主家的礼，其实是送给全村甚至是周围几个村的礼物。二十多年前我家盖新房的时候就收到了这样一份礼物——三个舅舅、两个姑姑为全村的人奉献了一场电影，使得整个村子像过年一样热闹。夏天的傍晚，村里最大的空地上早早地支起了两根歪歪扭扭的杉木柱子，一块雪白的幕布横挂在中间。各家炒好了豌豆、花生、红薯干、葵花籽，大人、孩子拖着长凳，带了手电筒来到这里，摆好了架势，叽叽喳喳地等着电影开场。电影刚刚拉开序幕，“噼噼啪啪”吃东西的声音和着关于“好人”与“坏人”的猜测和议论就旁若无人地响起来了。看电影的日子是乡村盛大的节日。

　　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电影的名字叫《豆蔻年华》，至于内容，早已不记得了。可能因为“启蒙”晚，更加剧了我对它的渴望。于是，在我记忆的仓库里堆满了一些与我的年龄相吻合的影片，如《三毛流浪记》、《闪闪的红星》、《鸡毛信》，还有后来的《人生价值》、《爱情真谛》、《庐山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快乐单身汉》等。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电影一直是县城娱乐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读高中的时候，每个星期天，总渴望看一场电影，但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这种想法一次次被我在心底掐灭。坐落在县城两肋的两家电影院是当时全县最好的建筑，它们就像女同学漂亮的眼睛，时不时在吸引着我们青春萌动的心。这时又会怀想起那个山村小学旁边由礼堂改造成的乡村电影院，所有的窗户都用大铁钉和粗木条死死地封住了，里面还挂上了黑帆布，一来是为了制造白天里的“黑夜”，就像洗照片的暗室；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那些偷窥的贼眉鼠眼——多数是我们的。但我们总是有办法看到免费的电影——看多了地下党乔装改扮随机应变智通哨卡的电影，自然也就能学以致用了。但也免不了被识破被抓的时候，结果是当场被撵出来，这种悻悻然的失落感至今难忘。而到了县城——在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看来一切都得讲文明的地方，我们再也不敢做这些“勾当”了。可以说，在我读高中的三年中，电影又一次远离了我，只是每次偶尔经过电影院时，从里面传出的撩人心魄的打斗、厮杀、呐喊，或者对话的声音让人感觉有一双手在拉扯你的目光和脚步。不过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在校运动会上拼尽全力赢得了一张电影票，那是我高中三年中看过的唯一一场电影，电影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叫《菊豆》。电影中凝重的色彩、压抑的人性、酷戾的少年，悲惨的结局强烈地冲击着一颗天天关在书页里的心。但露天电影已渐渐离我们远去。

　　如今，随着电视和网络的大行其道，电影院也在人们视线的纷纷转移中日渐式微。电视有专门的电影频道，电脑里有自由点播的付费电影，曾经每天收集成千上万人目光的地方，如今“门前冷落车马稀”，当年那种对电影院的无限向往如今已荡然无存。影院的冷清和电影的中落算不算是时代发展带来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但不管怎样，三十年来，电影一直是一个时代的重要记忆之一。凯瑟琳·赫本离我们而去，格利高里·派克离我们而去，还有张国荣、梅艳芳、孙道临也在人们无尽的怀念中无声谢幕。斯人已去，影像永存。一路走来，行囊重了总要丢掉一些东西，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丢了什么，都不会丢了电影，总有那么一些老电影以及电影背后的故事清晰地拓印在我们记忆的胶片上，任由岁月反复地冲洗。

　　●郭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