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文钊

　　来自广东的人大代表李力遇到了一个难题。

　　今年初，《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颁布实施，这个地方性行政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李力觉得有些问题其实很难办。比如，如果有些信息明明老百姓认为自己是应该知道的，但是政府却认为那是秘密，根本就不能外泄，那该怎么办？就算闹上法庭，还可能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政府以涉及机密为由，拒绝原告上庭，这时候又该怎么办？

　　据说，广州的规定明确了两个概念：政府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人，老百姓是信息公开的权利人。一方政府能主动给自己定规矩，让老百姓监督，其勇气还是可嘉的。但是，正因为这个规章是政府规章，是政府制定的，所以，到底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哪些信息是国家机密，属于不宜公开之列，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的。换句话说，老百姓是有要求信息公开的权利，但政府信息公开究竟履行什么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意愿。

　　其实我不怀疑广州市政府方面的诚意。但是从逻辑上来说，面对这样一个规定，老百姓很可能就会遇到上面假设的尴尬。政府定了规矩是要老百姓监督的，偏偏就在监督的问题上，老百姓的权利是虚置的。这一点，恐怕规定的制定者当初也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了，一个政府规定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其实，除了是否要公开，政府信息还可能遇到向谁公开的问题。比如涉及到税务、海关、统计、商检和工商部门的一些企业和个人信息，这些信息是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基础。按理说，如果我们打算建立一个公开的征信市场，这些信息是应该对所有打算进入这个市场的中介机构开放的。但是在很多地方，这些信息是定向开放的。就是说，由政府机构指定一家或者几家合作伙伴，政府机构向这些指定的信息开发商提供信息，由他们建立数据库并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又一种信息垄断。也许区别在于，政府把垄断的权利交给了自己选定的企业。

　　凡此种种，所谓的信息公开就成了一句空话，看上去很美的政府规定就成了涂在脸上的劣质化妆品，根本经不起细细打量。

　　自我监督常常依赖道德的力量，我们常常假设这种力量是可以相信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做保证，权力的滥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李力还是把自己的议案拿到了人大会议上，要求为政府信息的公开专门立法。据说，相关法律也确实在制定中。果真如此，广州市遇到的尴尬有解决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