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刊词
今天,当物质以越来越大的比重占据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虚无。
是什么掏空了我们的精神?左右着我们的取舍?让我们的头颅在文化面前失色?
我们不缺乏文化,缺乏的是对文化的思索与重建。
我们不缺乏文化,缺乏的是呼唤文化回归的精神。
让我们从纷繁芜杂的事务中欠一欠身,让我们在奔走不息的路上稍稍停顿,让文化感染我们、熏陶我们、指引我们,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文人与时代格格不入,似乎成为一种社会的常态;而文人与文人们之间的“龃龉”,亦是任何时代“永不歇息”的现象。倒不见得是社会真的对文人们“负多少”,当然,也不见得是文人们真的“到了无聊的时候”。实际情况是:不管你愿不愿意,日常的人们的精神背景,其实仍由文人们(思想者)梳理;而文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交锋,终始是时代的一个“热闹现象”!2005年初,发生在文学界内部——张炜、李锐、吴亮、陈村之间的一场争论,就是如此;由开先文人们的自说自话的“室内乐”,变成一场公共话题的“交响曲”。
张炜:我们处于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
话题由大海之滨的山东作家张炜引起。张炜是写过诸多优秀小说的名作家,像《古船》、《九月寓言》都是其获得尊荣的杰作。有人说,他的小说可以被称为是真正具有中国古典气韵的文本,在他身上,浓郁地氤氲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节操。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又蕴藉着浓浓的民间本色,苍凉的大地情怀使人迷醉,一度使人明白如何获得“人的尊严“!
正是一位这样的作家,在春暖花开的2005,在《上海文学》发表《精神的背景》一文。他在文章中发问,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作家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作家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
文章的基本论点是:“这短短的二十年,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标准,只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同时又向往一切。于是盲从将是不可避免。”
“我们……处于转型期或者干脆说是简单的模仿期、混乱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浑沌。我们不可能成长起一代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生长出与商品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态相对应的知识分子。”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知识分子)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就如‘非典’,我们体内还没有抗体。”
“在商品经济时代,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沙漠化。”
“理想主义者开始了自嘲,与流氓文人的自得,再加上吃精神垃圾长成的一拨轻浮浪子,他们纽合一起,竟使一些不道德的出版者大喜过望。能卖就是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是商品时代的‘敌人’。但商品时代作为一个大背景,又是文学的母体和悲凉的恩师。”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有一点和整个世界发生对立的那种感觉。”
文章发表后,《上海文学》组织一批知名学者如王晓明、罗岗、严锋等为张炜举行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评论家们的意见“高度”统一,高调评价张炜文章的价值与作用:“我理解他的‘大的背景’,就是社会主流的思想、潮流。他的这个基本立场,对市场化的批评和强调作家应该跟社会主流思潮拉开距离,我个人都是很赞成的,而且我想好的作家都是这样一个态度。作家很敏锐,提出了问题,我的看法是,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还得再往下走,不能就到这里为止”(王晓明),“张炜这篇文章既保留他的所谓“道德理想主义”,但也有新的思考。文章最引人注目的我想可能是那一段对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描述。很显然,他对社会主义评价和以前不太一样。他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都是一个新的因素,正是这种新的因素很大程度上铸造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特色。从中不难发现,社会主义文学之所以呈现出和以往其他时代文学不同的风貌,就在于社会主义经验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想象”(罗岗),“张炜实际上也是在讲文化的有效积累问题。“沙化”不但不是有效积累,而且是毁灭性的东西。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但是我对张炜最后的结语持保留态度。在最后他呼吁知识者的荷戟独彷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
吴亮:张炜的《精神的背景》“装腔作势”
《上海文学》的前后两篇文章,引起上海批评家吴亮的注意。
吴亮,上海才子加独立批评人。早在1996年,四卷本的《吴亮话语》中,他就这样预言消费浪潮带给我们的“未来”:“它将带来一个更开放、更有弹性、更讲效益、更讲个体智慧、需要和能力的未来。在那里,不但多种文化和多种文学共存,而且有责任感的文学必将全力维护它的稳定与繁荣,必将全力扫除任何企图使社会回复到单一模式的潜在情绪。”
兴许由于思想见解不一、思考世界的方法不同,吴亮立即撰文《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指责张炜的《精神的背景》“装腔作势,概念混乱,陈词滥调”。他指出,《精神的背景》一文“没有理清自己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没有掌握并使用必要的(更不要说充分的了)证据,没有了解(更不要说熟悉了)同代人关于同类问题或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著述,仅凭一种井底蛙式的对外部世界的粗浅个人印象和好恶,肯定不具备谈论当今时代(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全球的)‘精神的背景’之能力。”
这期间也还有“热心”的网友将张炜的文章内容一一点评,举证其“不足”。
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吴亮更是直白,“我不怀疑张炜的个人能力,但我的确看到了张炜处理这个题目时的‘能力的不具备’。在他的文章中,多处使用模糊的词汇来描绘当前的尖锐问题,使得有关问题的解释和历史起因的分析反而走向了歧途。”由此,作家与学人走上了“交锋”之途。
李锐:张炜将精神背景过于简化
那一边厢,一些网站如《天涯》和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也参与了讨论。有网友将张炜的文章与吴亮的争论贴于网上,一时间,民间意味浓烈的网络像炸开了锅,立即分成两派,双方赞成者、反对者皆有之。此刻,山西作家李锐致朋友的一封书信也被公开化。李锐在信中说,张炜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过于简单,并且似乎是刻意有心灵忌讳地简单化。
李锐仍然是来自被公开化的“主流作家”,他的《厚土》系列小说“包含巨大源自民族内在的经验沉痛与精神,可以说是当下为数不多的‘贴着地面’飞行的人。”
李锐指出,“在张炜一再论述的那个‘背景’深处,最起码也是纵欲、拜金和消费的狂欢同时并在的。这中间的错综复杂,不是一个消费时代可以简化的。在简化事实基础上的判断如果再加上道德的‘自我感动’,就很容易落入自我欺骗的怪圈。”
“诗意化、道德化的对待历史不妨作为他个人的文学追求,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要修辞立其诚……”
在这里似乎透露出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个人“指谪”。不过后来证实这只是个“花絮”。李锐似乎是指张炜在山东价值三千多万的“万松浦书院”,“在高堂中谈田野”。有媒体描述说,在万松浦,张炜能够无意间惊扰七只长尾野公鸡;他的朋友能够在书院的水杉上一口气数到一百只喜鹊;松枝上,不时会发现一处结实的鸟巢……李锐似乎在指谪张炜谈论知识分子的精神的道德权力。后来证实“万松浦书院”并非个人宅院。
这时,上海作家陈村在他自己的网页发表感言:“这几天菜园闹猛起来。自从吴亮练拳,学术争端成为一景。挨练的《上海文学》两位老总持温和的赞许态度,鼓励学术讨论。张炜写文章,陈思和发文章,吴亮批评文章,李锐发表深刻的思考,张炜解释易招误会的事实,网友老刀客为张炜拔刀,一系列帖子被转,《南方周末》采发新闻,幕后还有不少意见……种种现象串起来看,都很正常。‘精神’一词虽然虚幻,毕竟被强烈关心着。”
“参与讨论的各位,从来都是很好的朋友,至少是文友,彼此并无私怨。学术见解的不同并不影响朋友的情谊。”
陈村既是“和事佬”的角色,也是各方观点的传递人。
乌托邦的力量远没有穷竭
而面对质疑的声浪,张炜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说出了一些大实话而已”,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写作就意味着承受这一切,迎接这一切,越是特殊的灵魂越是要忍受误读:误读应该是创作的某种动力,甚至是欢乐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张炜拒绝“中庸的脸”。“现在的问题是‘中庸的脸’太多,而所谓的偏激、个人化的东西又太少。实际上任何时代,那张‘中庸的脸’都值得警惕。我们允许偏激和强烈的发声,如果他仅仅是作为一个思想者、个人,一个公民,那就应该得到尊重。他人可以表达另一种见解。真正的作家也许会冒犯整整一个时代,他们将受到普遍的误解,尤其要受到内部的指责。但正因为他们打破了要求人的精神生活的统一化和板块化,其所谓的偏激冲碎了这个板块,才有可能出现一个一个岛屿,那是个人的岛屿。”
他认为,近来讲“理”的学问好像特别盛行。“少数性”、“不平等性”在他们那里都是合理的。有些人认为合理还不够,还要说成“经济铁律”、“必然结果”什么的,有了这些理,民生疾苦、个人的无助、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道德”“理想”者,从来都是人类生存的依赖,无法回避。如果你感受了它的虚伪和空洞,那就完全可用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去填冲新的内容。笼统地攻击道德和理想,真是愚不可及。
乌托邦是非常强大的动力源,它对一百年中的许多灾难都负有责任。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处于理想和许诺的掌握之中。乌托邦破灭之后,人从怀疑彷徨直到虚无,都是必然的。但重新建构也是必然的,因为人对它的需求是永恒的,乌托邦的力量远没有穷竭。
江西作家如是说
对于上海这场如火如荼的争论,记者采访了江西作家傅太平。
傅太平评论说,张炜的发言其实对我们这个社会很有益处。事实上,他触及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人所共知但没有及时说出的问题(或者没有他这么公众地说出)。他就像说“皇帝的新装”的那个孩子,可能说出了真相。我们的时代呼唤这种声音,有这种声音总比没有声音好。他提出这个思考是重要的。
说到底,张炜是个讲究“道德”“理想”的作家,这在他以往的写作中已有体现。当然,如果他将文学中“道德”“理想”应用到社会的道德立场,似乎有部分的不合时宜。不过他的观点是明晰的,也就是希望在商品经济化时代,多一些高于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不让我们的精神被垃圾和市场“沙化”,这是个良好的愿望。
李锐的那篇文章,大意上与张炜的观点并不冲突,它们并非矛与盾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与补充。如果说张炜的某些观点有偏激倾向(如将二十年来的精神背景简单化),那么吴亮以张炜“没有充分举证”、“不能充分言说”而“剥夺”(说‘井底之蛙’)其道德价值、精神背景的发言权也是一种偏激。谁赋予他这样的道德优先感呢?这一点上,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不论外界如何评论这场来自文学界内部的“纷争”,“撒娇”也好,严肃批判也好,这仍是来自当代思想界人文思想的真实声音!
3月30日晚,吴亮经陈村之手在《小众菜园》连续贴出诘问王晓明、罗岗、严锋的帖子,看来这场争论远没有结束,人们期待更多更真诚的思想交锋与对话。